湖北省人大


湖北省计划生育条例
颁布单位:湖北省人大常委会

颁布时间:19871219

实施时间:19880301

失效时间:19911201

内容分类:计划生育管理



题注:（１９８７年１２月１９日湖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目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晚婚　晚育　少生　优生

第三章 节制生育

第四章 奖　励

第五章 处　罚

第六章 附　则



正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为了使人口发展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生育必须按计划进行。提倡和鼓励晚婚、晚育，实行少生、优生，以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的计划生育工作。要实行人口目标任期责任制。要制订人口规划，分年度逐级下达到基层，并组织、督促实施。各级人民政府的计划生育管理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计划生育工作。各有关部门要按职责分工，密切配合，各司其职。 所有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城镇的居民委员会和农村的村民委员会，都要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认真执行人口计划，做好计划生育工作。

第四条 夫妻双方均有实行计划生育的权利和义务。

第五条 实行计划生育，必须加强宣传教育工作，努力改变人们旧的生育观念；必须严格依法办事，辅之以必要的行政和经济的措施。

第六条 要加强计划生育的科学研究工作。

第七条 全社会应当尊重从事计划生育工作的人员，所有公民必须支持他们依法履行职责。从事计划生育工作的人员应当秉公办事，尽职尽责，努力做好计划生育工作。

第二章　 晚婚　晚育　少生　优生

第八条 男性公民二十五周岁以上、女性公民二十三周岁以上结婚的为晚婚。已婚妇女二十四周岁以上或晚婚后怀孕生育第一个孩子的为晚育。

第九条 普遍提倡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孩子。严格控制生育第二个孩子。禁止计划外生育。

第十条 夫妻双方属城镇人口，符合下列条例之一的，允许生育第二个孩子： （一）第一个孩子为非遗传性残疾，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二）婚后五年以上不育，抱养一个孩子后又怀孕的； （三）夫妻双方系归国华侨的。

第十一条 夫妻双方属农村人口，除适用本条例第十条规定外，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允许生育第二个孩子： （一）夫妻一方两代以上是独生子女的；（二）男到独女家结婚落户的； （三）夫妻一方是二等乙级以上残废军人的； （四）夫妻一方因后天残疾而丧失劳动能力的； （五）夫妻只有独生女的。

第十二条 夫妻一方属城镇人口，另一方属农村人口的，按本条例对女方户籍所在地的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重新组合的家庭，一方只有一个孩子，另一方没有孩子的，允许再生育一个孩子。

第十四条 符合本条例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规定要求生育的，由夫妻共同申请，经所属单位审查同意，属于条例第十条第（一）项和第十一条第（四）项的情况，还须经本市、县（含县级市或市辖区，下同）计划生育技术指导小组鉴定确认，报市、县计划生育管理部门批准，纳入生育计划，方可生育，但生育间隔期必须在五年以上。

第十五条 加强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的管理。 （一）凡外出从业和居住的流动人口，必须持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计划生育管理机构的证明，到从业和居住地的计划生育管理机构办理计划生育登记手续后，方可办理暂住户口或寄住户口、营业执照和被雇请从业。办理暂住户口或寄住户口、营业执照和被雇请从业后计划外生育的，分别由公安、工商部门、雇请单位吊销其暂住户口或寄住户口、营业执照和予以辞退。任何人不得借外出之机逃避计划生育。（二）流动人口计划外生育的，由户籍所在地和现在从业与居住地的公安、工商部门协助计划生育管理机构按本条例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三）流动人口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接收流动人口从业、居住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密切配合，加强对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凡对流动人口计划外生育放任不管或知情不报的，应追究其责任。

第十六条 提倡优生、优育。坚决执行《婚姻法》中禁止近亲结婚等有关规定。要积极提倡、逐步推行婚前检查制度，县以上医疗卫生单位要开设遗传咨询门诊和婚前检查门诊，加强围产期保健。凡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生育的疾病的，禁止生育，应接受绝育手术；已怀孕的，应终止妊娠。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为孕妇鉴定胎儿性别。

第三章　 节制生育

第十七条 节制生育应采取以避孕为主的综合措施。已生育一个孩子的育龄妇女无禁忌症的，应放置宫内节育器；对已生育两个孩子的育龄夫妻，提倡一方做绝育手术。计划外怀孕的妇女，应及早采取措施终止妊娠。要认真做好节育技术服务与指导、避孕药具发放与管理等项工作。 免费向育龄夫妻供应避孕药具。

第十八条 施行节育手术的单位，必须具备相应的手术条件；施行节育手术的医务人员，须经县以上主管部门考核合格。施术人员要具有职业道德和高度负责精神，严格遵守各项操作规程和诊疗常规，不断提高手术质量，以保证受术者的安全。

第十九条 接受结扎、放置和取出宫内节育器及其他节育手术的，经医生证明，按有关规定给予假期。 给干部、职工的假期，视同出勤，工资奖金照发；给农民的假期，可以抵本人当年的集体劳务负担的标工。

第二十条 施行结扎手术后，子女死亡或严重残疾，符合本条例规定的条件允许再生育一个孩子的，由夫妻双方申请，经市、县计划生育管理部门批准，可施行吻合手术。

第二十一条 节育手术费，干部、职工在本单位医疗费中开支；城镇无业居民、农民和个体工商户从计划生育经费中开支。计划生育所需经费，各级财政要列入预算，予以保证。

第二十二条 经县以上计划生育技术指导小组鉴定，确因计划生育手术引起并发症、后遗症的，施术单位应予治疗。治疗期间，干部、职工工资照发；城镇无业居民、农民导致家庭生活困难的，由当地民政部门按一般社会困难户给予照顾，符合社会救济标准的给予社会救济。节育手术并发症、后遗症的治疗费用，按本条例第二十一条节育手术费的规定开支；因施术者主观过错造成医疗事故而增加的医疗费用，由施术单位支付。 节育手术事故的处理，按国务院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章　 奖　励

第二十三条 晚婚的干部、职工，除享受国家规定的婚假外，增加婚假十五天；晚育的干部、职工产妇，除享受国家规定的产假外，增加产假十五天。增加的婚假和产假视同出勤，工资奖金照发。晚婚的农民，免去当年的集体劳务负担的标工；晚育的农民产妇，免去本人当年的集体劳务负担的标工。

第二十四条 第二十四条　一对夫妻终身只生育一个孩子的，经乡（镇）人民政府或城市街道办事处批准，发给《独生子女证》，并享受以下优待：（一）独生子女从领证之月起至满十四周岁止，每月发给４元独生子女保健费。保健费，独生子女父母属干部、职工的，由所在单位开支；属农民的，从集体提留资金或其他集体收入中开支；属个体工商户的，从个体工商管理费中列支，其中市辖区、乡（镇）人民政府已从个体工商户收入中提取集体提留费用的，从提留费中发放；属城镇无业居民的，从计划生育经费中开支。夫妻双方是干部、职工的，由双方工作单位各付一半；一方是干部、职工，另一方是城镇无业居民或农民的，由干部、职工所在单位支付。（二）分自留地、自留山时，独生子女按两个孩子计算份额。独生子女户的住房和独生子女的入托（园）、入学、招工、就医、健康检查等，在同等条件下给予优先照顾。 （三）农民夫妻只有独生女就领取《独生子女证》的，除享受独生子女的优待外，另发给一次性奖金；奖金来源和标准由市、县人民政府确定。（四）干部、职工中，属独生子女父母的，退休时加发百分之五的退休金。农民和城镇无业居民中，属独生子女父母丧失劳动能力、子女赡养又确有困难，酌情给予生活补助，所需经费从公益金或企业上交乡（镇）的补助社会性开支经费中列支。

第二十五条 对在计划生育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或有关部门视情给予精神和物质奖励。对医务人员做节育手术连续千例无事故的，发给适当奖金；此项奖金从计划生育经费中开支。

第五章　 处　罚

第二十六条 对计划外生育的，按下列规定处罚：（一）干部、职工计划外生育的，妊娠、分娩、产褥期的一切费用自理，不得享受托幼补助和困难补助，从孩子出生之月起连续五年每月扣除夫妻双方百分之二十的工资，连续三年不得晋升，不得加工资，并视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二）农民计划外生育的，按所在乡（镇）当年农村劳动力人均收入的百分之二十收取夫妻双方的计划外生育费五年，由乡（镇）人民政府组织计收。 （三）个体工商户计划外生育的，按夫妻双方年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收取计划外生育费五年，由所在街道办事处计收。（四）未到法定婚龄生育的，从怀孕之月起至达到法定婚龄准于登记后一周年止，每月收取男女双方计划外生育费各十五元至三十元。 计划外生育多胎或借外出之机逃避计划生育并超计划生育的，加重处罚。

第二十七条 领取《独生子女证》后计划外生育的，收回《独生子女证》和已领取的独生子女保健费以及奖励的财物，并按本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处罚。 28第二十八条　超计划生育的单位，当年不得评为先进单位。干部、职工每超生一个孩子，对其所在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罚款五百元，并追究单位领导人的责任。属行政事业单位的罚款从行政事业费中扣缴，属企业单位的罚款从企业留利中扣缴。

第二十八条 按本条例规定收取的计划外生育费和其他罚款只限用于计划生育事业，由省计划生育委员会和省财政厅制定使用和管理办法。

第二十九条 有下列妨害和破坏计划生育行为之一的，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经济和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在计划生育工作中玩忽职守、弄虚作假、徇私舞弊或造成重大事故的； （二）阻碍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履行职责，侮辱威胁、报复伤害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和积极分子的； （三）歧视虐待实行计划生育或生女婴的妇女，鉴定胎儿性别，遗弃、残害婴幼儿的；（四）有其他破坏计划生育行为的。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有关规定应予处罚的，由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作出处罚决定。当事人对处罚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的十五日内向上一级计划生育管理部门申请复议；十五日内未申请复议的，处罚决定生效。当事人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的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十五日内不起诉的，复议决定生效。当事人对生效的处罚决定或复议决定不履行的，由市、县计划生育管理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民族自治地方实行计划生育的具体规定，由自治州、自治县人民政府依据本条例的原则和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施行。

第三十二条 本条例应用中的有关问题由湖北省计划生育委员会解释。

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自１９８８年３月１日起施行。

本条例施行以前按有关规定作出处理的，仍然有效。

王福华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 教授



关键词: 民事证据/证据认定规则/民事审判方式改革
内容提要: 在证据的认定方面，职权主义模式侧重由法官根据证据方法自由裁量，当事人主义模式则用证据认定规则约束法官的自由裁量。我国的证据认定规则面临着在立法体例、证据认定模式和辩论原则改造之间作出选择。在目前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实践中，有必要对现行的证据认定规则从可采性和排除性两个角度予以整合。


　 在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中，法院裁判所依据的证据资料依赖于当事人，以辩论主义所包含的具体而明确的证据规则约束法官认定证据的行为。[1]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则赋予法官在证据方法的框架下享有较大的证据认定之裁量权。两大诉讼模式中所称的证据规则，主要是指证据认定规则和证明责任规则。证据认定规则的模式选择同一国诉讼模式的选择密切相关，并受各国文化背景、司法渊源、法律传统等因素影响。就证据认定模式这一局部的诉讼模式范畴而言，无不经历各国多年审判经验的积累和充实。

　 一、我国民事证据的认定规则之现状和改革目标

　 民事经济审判方式的改革不可能脱离民事证据制度的配合与支持。在一定程度上，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就是围绕着证据制度而展开的改革。我国民事诉讼法虽没有系统地确定证据认定规则，但从“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1992年7月14日发布的《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和1998年7月11日发布的《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中有关内容判断，证据认定规则不但是审判实践中认定事实所必需的，也是在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尝试中实际存在的。

　 在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背景之下，有无必要制定系统的认证规则？我国法官运用证据认定事实是需要更大的自由裁量权，还是需要更多地接受规则的制约？自由心证模式和法定证据模式哪一种更适合我国的诉讼实践和长远发展？我国民事诉讼原则和程序如何改造才能够适应证据认定的实际需要？这都是我们在讨论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时需要作出正面回答的问题。

　 与举证和质证相比，法官的认证程序在审判方式改革中所遭遇的困难更多一些。这是因为：首先，与法官的认证相配套的诉讼程序和司法制度的缺损造成了认证上的困难，如没有认证的程序规则和法官的素质保障、合议庭与审判委员会之间在认证上的职权分工不明等；其次，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成熟，民事经济案件中的法律关系和法律事实更为复杂，各种形形色色的证据互相交错，这也给法官的认证带来相当的难度；再次，由于法官必须在形式上对证据在短时间内迅速地作出可否采信的判断并说明理由，故无形中缩短了法官认知证据的时间，对法官的判断证据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应当指出，认证程序是指庭审和评议过程中对证据效力的判断活动，当然，庭审过程主要是从否定的方面在证据形式上对某些证据材料进行排除（如对违法取得之证据予以排除），从这一角度观察不应当否定当庭质证的提法，这并不会因法官当庭对证据表示“采信”或“不采信”而必然地导致证据之间的矛盾或不符合合议庭评议后所作的结论，因为在评议阶段才对证据进行实体认定。

　 由于在传统上我国曾继受原苏联的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此种诉讼模式中法院职权过重，从法院的依职权调查收集到认定证据，都极有可能造成法官的恣意擅断。所以在我国传统的审判方式之程序空泛的背后是证据认定规则的虚无，而证据认定规则的虚无则使庭审程序更加形式化。加之我国法官队伍的整体素质明显低下，非职业化倾向比较严重，故显然尚不具备自由心证的基本素质。当前，不少法官对于审判方式改革抱有抵触情绪，[2]对民事案件作行政化处理的习惯性作法并没有因为审判方式改革的推进而得到根除，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依旧存在，故法官在认定证据时随意性仍然很大，没有自我约束的内在动力和外部约束的规则限制。在民事诉讼理论和立法方面，忽视民事诉讼活动的特有规律，其表现之一即以追求实体真实为民事诉讼的终极目的，甚至一些人认为证据认定规则是发现案件事实的障碍。

　 伴随着我国民事审判权由自由裁量型向规范裁量型的转变，法官的职权被要求在更为严格的法律程序中运行。目前，虽然我国民事诉讼法对证据认定规则规定得比较原则，但在民事（经济）审判中最高人民法院的审判解释在总结审判经验的基础上确定了一些比较具体可行的证据规则。然而在这些比较零散的证据认定规则中并没有一个贯彻始终的准则，所以在体现民事诉讼价值方面仍然显得不够明晰，如设定这些规则的本意，究竟旨在以此约束法官，还是扩大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来实现诉讼的公正？是以实体公正还是以程序公正为其追求的首要目标？因此，显有必要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研究，以求完善。依笔者拙见，在确定我国民事诉讼证据认定规则的价值目标问题上，应当一并考虑以下三点：

　 1．实现程序公正。确立完整科学的证据规则是规范、制约审判权的需要。法院在审判活动中，作为中立、超然的审判者，在审查判断证据上，对于互相矛盾的证据的不同效力问题、证据应否被排除等问题，要逐一地作出判断。判断就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即接受证据认定规则的调整。自由心证制度规定对于一切证据的证明力及其运用，法律预先不作要求，完全由法官根据自己的良知、经验作出判断。此一制度意在保障法官的思想自由，故是实现法官独立审判的一个必要保障。但在我国法官的法律素养和品格公正两方面均存在较大问题的现实情况下，完全抛弃职权主义自然也就成为一种合理的选择。[3]在审判方式改革中要限制法官过分的自由裁判，以根治司法腐败，那么在现阶段乃至今后一个时期采纳法定证据主义模式的意义显然要大于自由心证的意义。

　 2．体现诉讼效率。法院受理案件后，不得拒绝作出裁判，但是案件真伪不明的状态又常常困扰着法官。此时证据规则的存在就会便于法官在当事人双方提供的证据相互矛盾又无法认定的情况下，直接根据证据规则确定举证之负担，防止案件久拖不决，并避免随意裁量的擅断倾向。我国在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中要求发挥庭审的功能一直被置于突出强调的地位，强调当庭举证、当庭质证、当庭认证。那么由于认证规则的科学调整，法官便会及时地对某一证据是否可采及证据的证明力如何等作出决断，当庭给当事人以令人信服的“说法”，这样就会使当事人获得心悦诚服的裁判结果，避免其在某一证据甚至整个案件上纠缠不休。

　 3．强调诉讼效益。当事人因为受到证据规则的约束，从而使其对法官认定的案件事实心悦诚服的可能性明显加大。故证据规则有制约当事人滥用诉权的作用，使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在形式方面、程序方面尽量符合规范，并为其他社会成员提供正面的导向。

　 二、我国民事证据认定规则立法模式之选择

　 我国民事诉讼法中没有象大陆法系国家那样直接规定证据方法，仅对证据的可采性范围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而且多是从积极方面就证据力或证据力受限制的情形加以规定，而较少从消极方面作此类规定。[4]我国的证据制度既不像英美法系国家那样设置有较为严密而详尽的证据规则以及在证据中又有许多除外规定（其目的在于限定和约束法官在认定证据上的自由取舍），也不像大陆法系国家那样从证据方法角度较为详细而严格地作出程序性规定，从而作为其法官自由心证的基础。

　 从世界各国民事诉讼证据的立法体制来看，一般存在两个层次，首先在实体法中尽量对每一种特定法律关系的证明问题作出比较明确的规定，在每一种实体法制度之后规定有关的证据法；[5]其次由民事程序法对证据的提出规则和认定规则加以规定。对于后者，各国也有不同的作法，其一是以英美等国家为典型代表的体例，即把证据法作为独立存在的法律制度（在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中一并通行适用）。其二是大陆法系国家的作法，即在其民事诉讼法典中首先规定证据法的原则，而后规定证据的适用。

　 英美法系的证据制度有自己的特点和功能：认定规则大多源自习惯法则和判例规范，其优势是细致、完整，其弊端则是在其证据法中存在很多例外规则，如传闻、品格证据、作证特权等，其体系庞杂、内容混乱。英美法系的证据法在功能上更加强调法官对陪审团的制约。[6]大陆法系国家的证据认定规则则缺乏应有的完整体系和精确内容，这些国家的民事诉讼法往往仅从证据方法上予以设定，对于证据的范围和证据的证明力，立法上一般不予限制和约束而全然仰赖法官依自由心证作出判断。重视证据规则必然导致重视程序法规则，而大陆法系在传统上就有重实体轻程序的习惯，因此，证据法则必然不如英美法国家那样完善和成熟。[7]在证据认定规则的立法体例上，我国更趋同于大陆法系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即没有统一的证据法。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立法体例的近似性，就得出我国也应当在证据的判断、认定上赋予法官更大的自由裁量权或干脆实行完全的自由心证的结论。形式相同不一定导致结果的相同。我国是否具备法官自由心证的司法条件和社会环境，待下面讨论。笔者认为，从审判方式改革倡导的制约、弱化审判权的角度出发，还是以建立一套系统的证据认定规则为上选，或作为民事诉讼法的特别法，或由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的方式加以颁行。

　 三、我国民事证据认定模式内容之选择

　 在审判方式改革中应确立何种模式的证据认定规则，是我们面临的又一个选择。从庭审制度改革带来的“对抗制”庭审模式的推广来看，是否就一定能导致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由心证在我国的民事诉讼制度中完全可以找到生存的土壤。[8]证据认定模式固然与诉讼模式存在特定的联系，但从“对抗制”庭审方式出发未见得一定会得出自由心证主义合理化的结论来。如英美法系民事诉讼的对抗色彩较大陆法系要浓重得多，但是英美证据法中的自由心证主义成份却远少于大陆法系，法定证据规则却比大陆法系多得多。所以，对我国究竟应采纳哪一种证据认定模式，必须作具体分析。

　 从总体上看，两大法系在证据的认定上都是采纳自由心证，只不过不同国家采不同的具体作法，有些国家实行完全的自由心证主义，将证据的取舍和证明力的大小以及对案件事实的认定等完全赋予法官自由判断；有的国家则融入了法定证据主义的因素，以证据方法作为约束法官的手段，因此，认定某种事实必须齐备某种证据，或者有一种证据就必须认定某一事实。当然，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相互融合的趋势，使证据认定模式凸现出了自由心证与法定证据主义在同一个诉讼体制中“共存共荣”的现象，除了英美法系国家外，法国的证据制度就经常被国外学者作为这种结合的典型。[9]

　 确定具体的证据认定模式，是单纯的自由心证主义或法定证据主义，还是两者兼而有之？除历史传统及文化背景外，其决定因素非常复杂。

　 （一）诉讼模式因素。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强调民事诉讼以当事人双方积极的诉讼活动为核心来展开，法官对当事人的诉讼活动仅是消极地加以跟随，评判双方在举证和辩论过程中是否违反有关规则，并据以作出裁判。[10]所以在证据认定模式上多采法定证据主义。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则强调法官的主动性，更注重发挥法官的职能作用，所以多采自由心证主义。相比较而言，如果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正当性和公正性是依靠非人格化的诉讼程序来支持和保障的话，那么，法官的良好素质和人格魅力则是职权主义程序模式具有正当性和实现实体公正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和保障。[11]

　 （二）法官素质因素。如果整个社会对法官的信任程度很低，自然会制定出各种各样的规则来对他们进行制约，尽量将法官的自由裁量限制在一定范围内。法定证据主义最初是在法官素质参差不齐或法官素质普遍低下的情况下出现的，其重点正是对审判权的制约。职权主义诉讼模式所采自由心证的重点在于对法官人格的信赖，这可以在证据认定模式的历史发展中得到印证。如德国之所以在19世纪后期放弃法定证据主义，很大程度上就在于法官素质的提高。

　 （三）社会对审判的信任因素。在裁判的公正性难以被社会公众普遍相信的情况下，采纳证据法定主义是有一定意义的，因为更多地给予法官以认定事实方面的规则制约，可以减少或杜绝审判的恣意，可以化解或消弭社会公众对审判的不满，恢复公众对审判的信任。如大陆法系各国在19世纪以前，社会上普遍对民事审判不信任，因而制定了各种各样的规则来约束法官在审判时的裁量范围，从而逐渐地形成了法定证据规则。直至19世纪下半期公正的审判制度改革成功之后，带动了社会法治环境的改善，社会及公众对审判日趋信任，这样才逐步放弃完全的法定证据规则，转而采纳自由心证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