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

高军
(江苏技术师范学院社科系　常州　　213001 )


摘要：文章从“良法之治”和 “普遍守法”两个方面来对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进行论述，提出了作者对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的一些具体设想。
关键词：生态环境 环境 自然资源 法治建设

生态环境法治建设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它的成效如何直接影响到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以及党中央“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宏伟蓝图的实现。对于如何进行生态环境法治建设，方案固有多种，可谓见仁见智。本文笔者试图围绕古希腊哲人亚里斯多德对“法治”所做的经典阐述“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1）的角度，具体而言，即从“普遍守法”和“良法之治”两个方面来对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进行论述，以期抛砖引玉求教于同仁。
一、 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的前提——“良法之治”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生态环境立法一直行驶在“快车道”上，没有哪一个法领域能像生态环境法那样，几乎年年有法律通过，甚至一年有几部法律出台。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我们就已经十分自豪地向世界宣布：中国已经形成了具有特色的环境法体系。但是，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生态环境立法发展最为迅速的年代里，我国的环境污染及自然资源破坏却日趋严重。笔者认为，引起环境污染及自然资源破坏的原因固然有很多，但当初在“摸着石头过河”、“成熟一个制定一个”、“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思想指导下，我国生态环境立法自身尚存在诸多缺陷，已严重影响到实施的效果，因此必须加以完善。笔者认为，完善我国生态环境立法主要应围绕以下两个方面进行。
（一）、生态环境立法的价值合理性——确立可持续发展为生态环境基本法的立法目的
由于立法时所处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特殊的时代背景，作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基本法的现行《环保法》第1条将“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作为一项立法目的。虽然，从理论上来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涵极其丰富，但实践中，衡量“现代化”程度的标准却往往被庸俗化。经济增长的数据成为“现代化”的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标准，同时也是考核地方官员“政迹”的关键标准。众所周知，促进经济增长的途径有很多，其中通过资源高投入、高消耗、环境高污染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亦能达到，美国、日本等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以前曾走过这条路，我们在计划经济年代基本上走得也是这条路。但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靠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换取的所谓“经济发展”和“繁荣”是虚幻的，最终是得不偿失的。
基于对人类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的深切关注，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布了长篇报告《我们的共同未来》，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2）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进一步深化了可持续发展的内涵。迄今，可持续发展已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的认同，不少国家积极采取行动，相继制定出适合本国国情的规范和政策。1994年3月，中国国务院发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提出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基本对策和行动方案，并提出要进行体现可持续发展原则的环境立法，将可持续发展提高到战略高度，可持续发展在我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但是，由于在《环保法》立法时可持续发展尚未为国人所普遍认同，故未能成为《环保法》的立法目的。事实上，在我国很多地区迄今为止还在走着“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从事着或正准备从事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经济建设”。在全国环境污染及自然资源破坏日趋严重的今天，及时修正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基本法的立法目的，确立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使生态环境立法紧跟国际步伐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潮流，提升生态环境法的品性，使其具有价值的合理性，无论是对执法还是对人民群众的守法及环境意识的提高来说都是十分必要的。
（二）、生态环境立法的工具合理性——整合现行环境资源立法
长期以来，我国的生态环境立法一直受到非理性思路的影响，其后果表现为在立法时容易就一时一事做出规定，缺乏深厚的理论基础以及体系化的通盘考虑和综合平衡，所立之法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诸如体系不完善、法律规定操作性不强、法律条文之间互相冲突等种种问题，严重影响了法律的严肃性和实施的效果，对造成实践中的执法困境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法律来说，“法律将容忍事实上的困难，而不能容忍不一致性和逻辑的缺陷”（3），因此必须对现行生态环境立法加以重新整合。
1、注重环境法与自然资源法之间的沟通与融合，保持生态环境法律制度本身的和谐一致。
到目前为止，虽然我国已制定了众多的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但是却并没有形成科学、完备的生态环境法律体系，其突出的表现就是作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基本法的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地位非常尴尬。《环保法》地位的尴尬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环保法》是1989年由第7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1次会议修订通过的，与其他污染防治与自然资源保护的单行法处于同一立法层次，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无法起到基本法的统领作用。其次，从内容上来讲，虽然现行《环保法》在立法体例上包括污染防治与自然资源保护两大内容，但由于种种原因，这部由国家环保机构负责起草修订的环保基本法却基本上是一部污染防治法，并没有规定自然资源保护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和监督管理机制，因此无法适应自然资源综合性、整体性保护的要求。
实践中，我国的生态环境立法基本上是针对单项污染防治和单项资源要素保护进行的，缺乏对污染的全面控制和资源整体保护，形成了分部门多头管理的混乱局面，各部门之间协调困难重重。例如，按照现行生态环境法律、法规的规定，我国环境资源管理体制上人为地分割为土地、农牧、矿产、林业、水利等众多产业部门和行政区划。这些产业部门和行政区划的第一职能并不是保护环境资源，而是通过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创造经济效益，因此必然与环保部门发生权力冲突。生态环境立法上如此政出多门、职责不清的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很多部门经常从部门利益出发，对本部门有利可图的，往往互相争夺审批、发证、收费、处罚、解释等权限，闹得不可开交，而无利可图的则往往无人愿意负责，互相扯皮、推诿，人为造成许多工作漏洞，环保部门“统一监督管理”的职能在很大程度上被肢解和架空，其职能根本无法落实。
针对以上问题，笔者认为，为建立完善的生态环境法律体系，当务之急是必须对现行的《环保法》重新进行修订。重新修订《环保法》应着重围绕以下几个方面进行：1、增加对自然资源保护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和监督管理机制等内容，与此相应，名称上可更名为《环境资源法》。2、提高立法阶位，改由全国人大颁布，以便与《宪法》规定的“环境保护是我国一项基本国策”及作为生态环境保护基本法的统领地位相符，以利于形成不同层次的法律体系。3、建立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突出环保部门统一监督管理的职能，使环保部门与经济管理部门在制定、执行有关决策时互相协调，有效防止部门之间的冲突。
2、注重生态环境立法的现实性，使所立之法具有可操作性，实践中能够顺利实施。
当前，我国生态环境立法中，有关法律规定缺乏操作性的现象比较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一些法律规定过于原则、抽象，实践中难以把握。例如《环保法》第29条规定，“对造成环境严重污染的企事业单位，限期治理”，但对于何谓“造成环境严重污染”却没有做出进一步的规定，实践中难以把握。其他的一些如排污许可证制度、总量控制制度、集中控制制度的适用范围更是充满了弹性，增加了落实的难度。
其次，立法中缺乏程序性规范。迄今为止，我国尚无一部统一的环保程序法，甚至连作为环境纠纷非诉讼处理重要方式之一的环境仲裁制度都无法可依，实践中根本无法操作。而环境自力救济因没有统一、明确的程序，实践中受害者经常会采取一些过激行为，容易激化矛盾，不利于纠纷的解决。因为没有明确、合理、完备的实施方式和途径，环保实体法中的内容便无法落实，其效力便无法得到保障，其中规定的权利、义务也便成了空中楼阁。例如，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中规定了公众参与的原则，但却对公众参与的程序、方式、对公众表达意见的处理、公众意见的效力等均未加以规定，因此，该规定在实践中远未起到立法预期的效果。又如，《环保法》第6条在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时，却未对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向何部门检举、控告以及有关部门对检举、控告处理的程序、期限、有关部门不作为的法律责任等等都未做出任何规定，最终使得该规定在实践中根本无法落实，其实际的作用就是除了宣示立法者的立场外，基本上是一纸空文。
针对上述情况，在整合现行生态环境立法时应注意对其中原则性的规定予以细化，以便于在实践中操作。另外，在当前制定统一的环保程序法尚有困难的情况下，应针对环境资源法中实体性规定，通过在本法中或在其实施细则中及时地补充相应的、完善的程序性规范，以确保实体性规范的实施。
3、消除现行生态环境立法中法律规定互相矛盾冲突的现象。
我国现行生态环境立法中，存在的另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法律规定之间常常自相矛盾。例如《环保法》第37条规定，“未经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擅自拆除或闲置防治污染的设施，污染物排放超过规定的排放标准的，由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安装使用，并处以罚款”。从该条文的表述来看，如果排污单位没有擅自拆除或闲置防治污染的设施，其超标排放污染物行为并非违法。但是，依据《标准化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环境保护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属于“强制性标准”，而“强制性标准，必须执行”（4）。因此，超标排放污染物行为无疑又是违法行为。这种法律规定之间互相冲突的情况，在我国的生态环境立法中不是个别的现象。由于立法上的冲突，实践中常常让人无所适从，法律的尊严也因此而被大打折扣。因此，在整合现行生态环境立法时必须尽力消除法律规定互相矛盾冲突的现象，以维护法律规定的统一性，便于法律的实施，进而维护法律的尊严。
二、 我国生态环境法治的核心——“普遍守法”
“良法之治”仅是生态环境法治的前提，实现了“良法之治”也仅是生态环境法治建设的第一步。“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守，依然不能法治”（5），对我国的生态环境法治来说，其最终实现的标志是“普遍守法”的形成。具体而言，“普遍守法”又包括执法和守法两个环节。
（一）、“普遍守法”的关键——严格生态环境执法
学者在分析我国环境法的实施实效时严肃地指出（6），当前，我国在生态环境执法方面存在普遍不力的情况。一些地方政府和综合经济部门及其领导狭隘地从发展本地经济的角度出发，没有坚持“环境、经济与社会协调、持续发展”的环境法基本原则，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重开发，轻保护”、“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发展的道路，在进行重大经济发展规划和生产力布局时没有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个别地方政府和部门甚至知法犯法，作出明显违反环境法律规范的经济发展决策。个别政府部门和领导环境意识和环境法制观念极其淡薄，以权代法、以亲代法，干预、阻碍环境主管部门的行政执法，对企业违反环保法规，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听之任之，有些领导还为之说情护短，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息事宁人办法，帮助企业和有关责任人逃避法律制裁。可以说，对于当前严重的环境问题的产生，执法不力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法治的基本原则必须是官方行为与法律的一致，没有这一原则，就等于什么也没有”。我国生态环境执法中的执法不力所带来的不仅仅是环境污染和生态资源破坏愈演愈烈的恶果，而且还严重损害了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动摇了群众对法律的信任。因为民众如果从经验中得出连政府都带头不守法的法律经验，将会从根本上动摇他们关于法律的信念，甚至使人们失去对法律的信心，更不必说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了。因此，各级政府部门要切实转变观念，去除那种将“发展就是硬道理”庸俗地理解为经济增长就是发展的全部内涵，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对立起来的错误认识，在评定干部政迹方面，不能仅以经济增长数据为标准。同时，执法者要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增强法制观念，在环境执法时做到勇于执法、敢于执法、严格执法、依法执法。为此，必须建立一套人民检察院环境司法监督机制，进一步完善各级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各政党、各人民团体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执法的监督，以切实保障环境执法依法进行。此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为保证严格执法的实现，在立法确立生态环境法律中有关规定的实施主管部门时一定要从客观实际出发，不能主观意想，要切实考虑该部门是否适合行使主管职能，在制度设计时充分地考虑到“制度防恶”，从源头上杜绝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的产生。
（二）、“普遍守法”的根本——公众环境守法意识的养成
日本法学家川岛武宜认为，“法不只是靠国家来加以维持的，没有使法成为作为法主体的个人的法的秩序维持活动，这是不可能的。------大凡市民社会的法秩序没有作为法主体的个人守法精神是不能维持的”。（7）学者梁治平先生在论述我国法实施时指出，“中国固然制定了不少的法律，但人们实际上的价值观念与现行法律是有差剧的。而且，情况往往是，制度是现代化的或近于现代化的，意识则是传统的或更近于传统的。”（8）而由一群具有浓厚传统意识的人来执行先进的法律，其后果诚如现代化学者阿历克斯·英格尔斯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手中变成废纸一堆。”（9）以上学者鞭辟入里的分析仿佛专门针对我国生态环境法的实施状况而发，我国生态环境法的实施现状告诉我们，如果没有公众的普遍守法意识，如果公众还继续把生态环境法看作是可有可无、可遵守可不遵守的“软法”，那么，再完备的生态环境立法也仅仅是纸面上的东西，而绝不可能隽刻在公众的心里和落实到他们的自觉行动中。
对公众环境守法意识的培养，不断加强宣传教育无疑是一条十分必要的途径。但笔者认为，针对我国民众普遍不了解不关注我国的环境法及环境问题的现状，大力扩展公众的环境权对提高公众的环境守法意识来说更为重要。所谓环境权，是指“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享有适宜健康和良好生活环境，以及合理利用环境资源的基本权利”（10）。其内容包括生态性权利和经济性权利。前者体现为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对一定质量水平环境的享有并于其中生活、生存、繁衍，其具体可化为生命权、健康权、日照权、通风权、安宁权、清洁空气权、清洁水权、观赏权、环境美权等。后者则表现为环境法律关系主体对环境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其具体可化为环境资源权、环境使用权、环境处理权等。此外，基于环境保护的需要，还包括环境知情权、环境监督权、环境事务参与权、环境结社权、环境改善权、环境请求权等程序上的环境权。因为环境权的内容十分抽象复杂，因此，必须通过行政法、民法、经济法、刑法等部门实体法将其具体化才能切实予以保护，同时，鉴于当前我国环境诉讼对起诉资格要求过严（无论是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都要求原告必须与损害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而且要有具体的损害后果）不利于保护公民环境权利的情况，有必要借鉴美国的“公民诉讼”制度（11），适当地放宽原告起诉资格，扩大起诉对象，赋予公民对环境管理机关、各企事业单位违反法定污染防治义务（所谓违反，包括已经违反、正在违反以及将要违反）为起诉理由。笔者认为，只有通过实体法上公民环境权的确立和程序法上类似“公民诉讼”制度的建立，才能有效地保护受害者的利益，并进而保护社会公众的利益以及保护包括受害者在内的公众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环境权益，使人们对切身利益的保护与改善同环境保护联系起来，增进对环境问题的理解、关注和行动，进而将环境守法内化为一种自觉。唯如此，我国生态环境的法治才能最终得以实现，因为，“法律只有在受到信任，并且因而并不要求强制力制裁的时候，才是有效的”（12）。


注释：
（1）（5）亚里斯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99页
（2）张坤民：《可持续发展与中国》，《中国环境管理》1997年第2期
（3）[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235页
（4）韩德培主编：《环境保护法教程》（第三版），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104页
（6）王曦、秦天宝：《中国环境法的实效分析：从决策机制的角度考察》，《环境保护》2000年第8期
（7）[日]川岛武宜：《现代化与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9页
（8）梁治平等：《新波斯人信札》，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01页
（9）殷陆君编译：《人的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页
（10）陈泉生：《环境法原理》，法律出版社1997年，第106页
（11）参见：巫玉芳《美国联邦环境法的公民诉讼制度》，《现代法学》2001年第6期
（12）[美]伯尔曼著，梁治平译：《法律与宗教》，三联书店1991年，第43页
重庆市人大常委会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2011〕第6号

　　 《重庆市轨道交通条例》已于2011年3月25日经重庆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1年6月1日起施行。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1年3月25日


重庆市轨道交通条例

(2011年3月25日经重庆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推动轨道交通建设，加强轨道交通管理，保障安全运营，维护乘客、建设和运营单位和利益相关人的合法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轨道交通的建设、运营及其相关的管理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本市轨道交通应当遵循统筹规划、优先发展、安全运营、规范服务的原则。

　　 第四条 市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轨道交通建设（含试运行）管理；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轨道交通运营（含试运营）管理，其所属的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具体实施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工作。

　　 市发展改革、公安、国土、规划、市政、安监、环保和价格等相关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轨道交通有关管理工作。

　　 轨道交通沿线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做好与轨道交通相关的土地征收工作并按照建设时序的要求提供轨道交通建设用地，协助做好轨道交通设施安全管理、应急事件处置等工作。

　　 轨道交通建设和运营单位依照本条例的授权实施行政处罚。

　　 第五条 轨道交通属于公益性公用事业。鼓励多渠道、多方式筹集轨道交通建设资金。轨道交通及其配套工程的建设和运营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享受政策支持和资金补贴。

　　 第二章 建设管理

　　 第六条 轨道交通规划应当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纳入城乡总体规划和综合交通规划并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衔接。

　　 轨道交通规划包括线网总体规划、线路控制规划以及与线路控制规划相衔接的专业规划。

　　 编制轨道交通规划应当统筹安排轨道交通不同线路之间以及与其它交通方式之间的换乘衔接，站点设置应当坚持科学合理、疏密有度、高效便捷的原则。编制轨道交通规划时应当听取相关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和社会各方意见。

　　 第七条 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市发展改革、城乡建设、交通等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编制轨道交通线网总体规划及线路控制规划，报市人民政府批准。规划编制应当与轨道交通沿线的居住区、商业、旅游和重大公共设施等现状及未来发展状况相结合。

　　 第八条 市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市发展改革、规划、交通等相关部门组织编制轨道交通专业规划。

　　 第九条 市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市发展改革、交通等相关部门组织编制轨道交通建设规划，并根据经批准的建设规划制定年度建设计划。

　　 第十条 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在审批与轨道交通有关的建设项目时，应当对已经批准或轨道交通线路控制规划明确的轨道交通车站（含出入口、通道）、通风亭和冷却塔等设施以及与其相连接的必要空间进行规划控制管理。

　　 第十一条 经规划确定的轨道交通用地不得改变其用途。确需修改调整的，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征得市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书面同意并按法定程序办理。

　　 轨道交通建设使用地面以下的空间,不受其上方土地使用权的限制。轨道交通项目建设应当采取措施,防止和减少对上方和周围已有建筑物、构筑物的影响,保障其安全。

　　 第十二条 轨道交通建设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遵守国家和本市的技术规范和标准，执行基本建设程序，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

　　 第十三条 轨道交通建设单位负责组织实施轨道交通工程建设。

　　 承担轨道交通勘察、设计、施工、监理、施工图审查、监测、质量检测等工作的单位应当具备相应资质，按照各自职责，依法承担质量、安全等相应责任。

　　 第十四条 鼓励在轨道交通建设中采用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提高工程质量和节能环保水平。

　　 第十五条 轨道交通工程初步设计阶段，建设单位应当组织开展安全质量风险评估并组织专家论证。建设单位报送初步设计审查时，应当提交经专家论证的风险评估报告。

　　 第十六条 轨道交通工程建设实行第三方监测制度。建设单位应当委托工程监测单位和质量检测单位进行第三方监测和质量检测。建设单位应当根据监测情况采取措施，保证工程安全。

　　 第十七条 建设单位应当编制轨道交通工程建设安全质量事故应急预案，报市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并定期组织演练。

　　 第十八条 轨道交通建设发生安全质量事故，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应当立即按照应急预案采取措施防止事故危害扩大，并向事故所在地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市城乡建设和安监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市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事故所在地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组织抢险救援。

　　 第十九条 轨道交通建设期间，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应当会同市城乡建设、交通、市政、园林等相关部门和轨道交通建设单位制订交通组织方案，避免或者减少轨道交通工程施工对城市交通造成的影响。

　　 第二十条 轨道交通建设需要移栽树木、迁改管线和绿化设施的，相关部门和电力、通信、给排水、燃气等单位应当予以支持配合。

　　 轨道交通建设需要临时用地的，有关土地所有权人、使用人应当提供便利。

　　 第二十一条 轨道交通工程完工后,建设单位应当组织初步验收。初步验收合格的，进行不载客试运行。

　　 试运行三个月后，轨道交通建设单位应当会同运营单位组织专家审查，具备运营条件的，可以进行试运营。轨道交通建设单位和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当向社会公告。

　　 建设单位应当在试运营期间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组织竣工验收，向市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并将备案情况告知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

　　 竣工验收合格，轨道交通工程投入正式运营。

　　 第二十二条 分期完工的轨道交通建设项目，具备独立运营条件的，可分期组织试运营工作。

　　 第二十三条 轨道交通建设单位应当及时收集、整理轨道交通建设工程档案，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及时向市城乡建设档案管理机构移交轨道交通建设工程档案。

　　 第二十四条 轨道建设和运营单位依法在规划确定的轨道交通用地范围及空间内进行土地资源综合开发和经营，其收益用于轨道交通建设及运营补贴。

　 市城乡建设、交通等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加强对土地资源综合开发和经营活动的指导协调及监督管理。

　　 第三章 运营管理

　　 第二十五条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执行运营管理制度，保障轨道交通正常、安全运营。

　　 电力、通信、给排水、燃气等相关单位应当保证轨道交通正常运营的用电、通讯、用水和用气需要。

　　 第二十六条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当根据运营要求、客流量变化等情况编制和及时调整运行计划，并报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备案。

　　 第二十七条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负责轨道交通设施的管理和维护。应当定期检查、及时维修、更新设施，确保轨道交通设施处于安全运行的状态。

　　 轨道交通设施的养护维修，应当避开客运高峰时段，作业现场应当设置明显标志和安全防护设施，保障周边行人、乘客与车辆安全。

　　 第二十八条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城市轨道交通设备设施的安全标准和技术规范配置灭火、报警、逃生、防汛、防爆、防护监视、疏散照明、救援等安全保障器材设备，并保证其完好和有效。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当在车站设置垃圾箱和急救箱等必要的服务设施，为残疾人提供必要的无障碍服务，公共卫生间应当免费开放。

　　 第二十九条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当根据国家有关标准和本市有关规定，统一规范设置醒目的安全、消防、疏散等指引导向标志和运营服务标志，并定期维护。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在轨道交通车站出入口周边设置导向标志，市政行政主管部门和周边物业的所有人、使用人应当配合。

　　 第三十条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当采取轨道交通运行安全防护技术和监测措施，并定期对轨道交通车站、隧道、高架道路（含桥梁）等建（构）筑物及轨道交通设施设备进行安全性检查和评价，发现隐患的，应当及时消除。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对轨道交通沿线的设施、设备进行技术防护和监测时，沿线相关单位和个人应当支持和配合。

　　 第三十一条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履行下列运营安全职责:

　　 （一）按照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制定的运营服务规范和国家、行业的安全运营标准组织运营；

　　 （二）制定安全管理制度，设立安全运营管理机构，配备专职安全运营管理人员，保证安全运营所必需的资金投入；

　　 （三）加强安全运营的日常检查和隐患排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四）组织制订运营应急预案，报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并定期组织演练；

　　 （五）及时如实报告运营安全事故，并按照应急预案采取应急处置措施；

　　 （六）应当依法履行的其他安全管理义务。

　　 第三十二条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当设置安全检查设施，对乘客携带的物品进行安全检查。对拒绝接受安全检查或者携带危害轨道交通安全的危险品的乘客，有权阻止其进站或者责令其出站；对强行进站或者扰乱安全检查现场秩序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当在车站明示公安机关规定发布的禁止携带物品目录。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从事安全检查的人员应当统一着装、佩戴工作证件。

　　 第三十三条 轨道交通的票价由市价格主管部门依法制定。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当执行市价格主管部门制定的票价并按规定明码标价。

　　 第三十四条 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相关部门制定轨道交通乘坐规则，并向社会公布。乘客应当遵守轨道交通乘坐规则，听从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工作人员的合理指导和要求。

　　 乘客应当持有效车票乘车。无票或持无效车票乘车的，由轨道交通运营单位按线网最高票价收取票款。

　　 第三十五条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保障乘客合法权利：

　　 （一）在车站、车箱醒目位置公布首末班车的行车时刻、换乘指示；

　　 （二）列车因故延误或者需要调整首末班车行车时间的，应当及时公告；

　　 （三）使用安全监控设施时应不得泄露乘客隐私；

　　 （四）轨道交通因故障不能正常运行的，应当为乘客办理退票。

　　 第三十六条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负责轨道交通设施范围内的环境卫生、运营秩序等公共事务的日常管理，保持车站、车厢等公共场所的整洁卫生和良好秩序，保持轨道交通车站及车站出入口畅通。

　　 第三十七条 在车站、列车、其他轨道交通设施以及轨道交通与市政设施连接的通道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堆放杂物、乱停放车辆、揽客拉客、追逐打闹、擅自摆摊设点和派发宣传品及其它营销宣传活动；

　　 （二）便溺、吸烟、随地吐痰、吐口香糖、乱扔果皮、纸屑等废弃物；

　 （三）随意涂写、刻画、张贴或者悬挂物品；

　　 （四）携带活畜禽和猫、狗等宠物进入轨道交通车站或车内；

　　 （五）伪造、毁坏、遮盖、擅自移动轨道交通导向标志或服务标志；

　　 （六）乞讨、卖艺；

　　 （七）其他影响轨道交通公共场所容貌、环境卫生和运营秩序的行为。

　　 第三十八条 禁止下列危害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的行为：

　　 （一）非法拦截、强行上下或扒乘列车；

　　 （二）擅自进入轨道、隧道、桥梁或其它有警示标志的轨道交通禁入区域；

　　 （三）擅自操作有警示标志的按钮和开关装置，非紧急状态下动用紧急或安全装置；

　　 （四）妨碍或破坏车门、安全门功能等影响轨道交通系统设备正常工作的行为；

　　 （五）在轨道上放置、丢弃障碍物，向列车、维修工程车以及其他设施投掷物品；

　　 （六）在已运营（含试运营）轨道交通线路沿线妨碍行车视线的行为；

　　 （七）翻越或毁坏轨道交通隔离围墙、护栏、护网等安全防护设施；

　　 （八）携带易燃、易爆、有毒、放射性、腐蚀性等危险品进站乘车和进入轨道交通设施区域；

　　 （九）其他影响或危害轨道交通安全运营的行为。

　　 第三十九条 轨道交通发生故障或者发现存在影响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的隐患时，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当采取相应措施，先行排除妨碍、恢复安全运营。暂时不能恢复安全运营的，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可以暂时停止或部分停止线路运营，并应当及时向社会公告，报告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同时组织乘客疏散和换乘。

　　 在轨道交通客流量激增，严重影响运营秩序，可能危及运营安全时，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可以采取限制客流的临时措施。

　　 第四十条 轨道交通运营过程中发生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和其他突发事件时，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当按照应急预案迅速采取有效措施，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报告。

　　 市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事故所在地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以及电力、通信、给排水、燃气、医疗、公交等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组织抢险救援。

　　 第四十一条 轨道交通沿线发生可能影响轨道交通营运安全的突发事件和安全事故时，处置单位应当及时将相关情况向轨道交通运营单位通报。

　　 第四十二条 轨道交通运营发生人员伤亡事故，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当按照先抢救伤者、排除障碍、及时恢复正常运行，再处理事故的原则进行处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碍轨道交通正常运营。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公安机关应当及时对现场进行勘查、检验和调查，并依法处理。

　　 第四十三条 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和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当建立投诉受理制度，接受乘客对违反本条例运营规定和服务质量的投诉。受理单位应当自受理投诉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作出答复。

　　 乘客对轨道交通运营单位答复有异议的，可以向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申诉。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当将乘客投诉及处理情况汇总，并定期向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第四章 控制保护区与设施管理

　　 第四十四条 规划、在建以及运营的轨道交通线路应当设置轨道交通控制保护区，其范围包括：

　　 （一）地下车站和隧道结构外边线外侧五十米内；

　　 （二）地面车站和高架车站以及轨道线路外边线外侧三十米内；

　　 （三）出入口、通风亭、车辆段、控制中心、变电站等建（构）筑物外边线外侧十米内；

　　 （四）过江、过河桥梁上、下游各二百米内。

　　 轨道交通控制保护区具体范围和保护要求应当在线路控制规划中明确。

　　 因地质条件或者其他特殊情况，需要调整范围的，由市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审核确定。

　　 第四十五条 轨道交通控制保护区范围内不得新建、改（扩）建工程。因特殊情况确需建设的，市、区县（自治县）有关部门在规划审批和初步设计审批时应当征得市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书面同意。其中，建设住宅、医院、学校等永久建筑，还应当满足环境影响控制要求。

　　 第四十六条 在轨道交通控制保护区范围内进行以下作业，应当征得轨道交通建设或运营单位同意：

　　 （一）拆卸建(构)筑物；

　　 （二）爆破、地基加固、挖掘、灌浆、喷锚、钻探、打井；

　　 （三）敷设或搭架管线、吊装等架空作业；

　　 （四）取土、采石、挖砂、疏浚河道；

　　 （五）大量增加或者减少轨道交通建（构）筑物载荷的活动；

　　 （六）其他可能影响或危害轨道交通安全的作业。

　　 第四十七条 符合本条例第四十五条和第四十六条规定，在轨道交通控制保护区范围内作业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会同轨道交通建设或运营单位制订轨道交通设施的安全保护方案，并报市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四十八条 轨道交通建设或运营单位负责控制保护区的安全巡查，发现单位或个人有危及或者可能危及轨道交通建设和运营安全的行为，应当及时制止并要求相关责任单位或个人采取措施消除妨害。对拒不采纳的单位或个人，轨道交通建设、运营单位应当及时报告市城乡建设等行政主管部门，相关部门应当及时核实查处。

　　 第四十九条 禁止下列危害轨道交通设施的行为：

　　 （一）损毁轨道交通相关设施设备；

　　 （二）损坏和干扰机电设备、电缆、通信信号系统；

　　 （三）干扰轨道交通专用通讯频率；

　　 （四）伪造、毁坏、遮盖、擅自移动轨道交通线路安全标志以及防护监测设施设备；

　　 （五）在轨道交通高架线路或者车站下方放置易燃易爆危险品；

　　 （六）在轨道交通控制保护区内燃放烟花爆竹；

　 　（七）其它危害轨道交通设施设备安全的行为。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条 轨道交通建设各方主体违反本条例有关规划、建设管理规定的，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处理。

　　 第五十一条 轨道交通建设单位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十七条规定的，由市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予以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拒不改正的，可以责令停工整顿。

　　 第五十二条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未执行市价格主管部门制定的票价或未按规定明码标价的，由市价格主管部门依法查处。

　　 第五十三条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有下列行为的，由市交通行政执法机构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一）违反第二十九条规定，未设置导向标志和服务标志的；

　　 （二）违反第三十九条规定，在暂时停止运营时，未及时向社会公告并报告的；

　　 （三）违反第四十条第一款规定，发生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和其他突发事件时，未按照应急预案处理的。

　　 第五十四条 违反第三十七条规定，在车站、列车、其他轨道交通设施及轨道交通与市政设施的连接通道内影响轨道交通公共场所容貌、环境卫生和运营秩序的，由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制止或责令改正，并可处警告或者二十元以上一百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五条规定，擅自在轨道交通控制保护区范围内修建建（构）筑物，由城乡规划等主管部门依法查处。

　　 第五十六条 在轨道交通控制保护区范围内建设或作业的单位或个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市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拒不改正的，对个人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一）违反本条例第四十六条规定，未征得轨道交通建设或运营单位同意在轨道交通控制保护区范围内作业的；

　　 （二）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七条规定，未制定安全保护方案或不按照经备案的保护方案作业的。

　　 第五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八条和第四十九条第（一）、（二）、（四）、（五）、（六）、（七）项规定，危害轨道交通设施和运营安全的，轨道交通建设和运营单位有权对行为人进行劝阻和制止；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违反治安处罚法的，由公安机关依法查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违反本条列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干扰轨道交通专用通讯频率的，由市无线电管理机构依法查处。

　　 第五十八条 依照本条例对个人处三千元、对单位处五万元以上罚款前，作出处罚的行政机关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第五十九条 行政管理部门、轨道交通建设和运营单位依授权执法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依法追究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六十条 本条例所称轨道交通，是指公共交通系统中的轻轨、地铁等公共客运系统。

　　 本条例所称专业规划包括供电规划及轨道交通车辆基地、换乘设施、控制中心、设备维修基地等生产设施规划。

　　 本条例所称轨道交通设施，包括轨道交通的轨道、桥梁、隧道、车站(含出入口、通道)、换乘设施、车辆、车场、通风亭、冷却塔、变电站、供电设施、通信设施、机电设备和其他附属设施。

　　 本条例所称控制保护区，是指为保障轨道交通安全建设和运营安全而在轨道交通沿线划定的一定范围，该范围内的建设和作业等活动受到合理限制。

　　 本条例所称轨道交通建设单位、轨道交通运营单位、轨道交通建设和运营单位是指重庆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第六十一条 本条例自2011年6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