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集体资产管理办公室


深圳市集体资产管理办公室关于实施《深圳市城镇集体企业资产评估管理办法》的通知

（2001年9月21日）


深集体办〔2001〕29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管理规定》、《深圳市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管理规定》及有关法规的规定，结合我市城镇集体企业管理的实际情况，我办制定了《深圳市城镇集体企业资产评估管理办法》。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深圳市城镇集体企业资产评估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深圳市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管理，维护集体资产所有者的合法权益，根据《深圳市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管理规定》，结合深圳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的，由市政府各部门、市级事业单位、市属国有企业举办或管理的集体企业进行资产评估，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集体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资产评估：
　　（一）资产转让；
　　（二）企业合并、分立、出售或进行股份制改造；
　　（三）以动产、不动产或无形资产作为出资与他人设立合资经营企业或合作经营企业；
　　（四）企业终止；
　　（五）法律、法规规定需要进行资产评估的其他情形。
　　第四条 集体企业资产评估范围包括：固定资产、流动资产、无形资产和法律规定的其他形态的资产。
　　第五条 集体企业资产评估，必须委托具有资产评估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以下简称资产评估机构）进行，并与其签订资产评估业务委托协议。
　　第六条 集体企业资产评估工作，由市集体资产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市集体办）负责管理和监督。
　　第七条 集体企业委托资产评估机构进行资产评估时，应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评估机构应对集体企业提供的有关情况和资料保守秘密。
　　第八条 受集体企业委托的资产评估机构应对委托单位的资产、债权、债务进行全面清查，核实资产帐面与实际是否相符，经营成果是否真实，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进行评定和估算，并向委托单位提出资产评估结果报告书。
　　第九条 委托方、评估机构及注册资产评估师应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资产评估的法律、法规，并分别对所负责内容作出书面承诺。
　　第十条 集体企业资产评估结果按下列情形，由产权单位确认：
　　（一）产权属本企业劳动者集体所有的集体企业，由本企业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确认；
　　（二）产权属联合经济组织范围内劳动者集体所有的集体企业，按联合经济组织章程的有关规定进行确认；
　　（三）产权属区域范围内劳动者集体所有的集体企业，由产权单位确认；
　　（四）产权属工会所有的集体企业，由工会会员大会或者工会代表大会确认；
　　（五）公司制集体企业，由股东（大）会确认资产评估结果，集体股股东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按其代表的单位审议决定的意见在股东（大）会上表决。
　　第十一条 集体企业办理资产评估结果确认应向确认单位提交以下资料：
　　（一）资产评估结果确认申请书；
　　（二）与评估目的相对应经济行为的有关申报和有效批准文件；
　　（三）评估机构提交的资产评估报告书和评估说明；
　　（四）委托方、评估机构和注册评估师出具的承诺函；
　　（五）评估基准日会计报表或审计报告；
　　（六）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资料。
　　第十二条 资产评估结果确认单位应对集体企业提交的资料进行审核验证，审核的主要内容是：
　　（一）资产评估机构是否具备评估资格；
　　（二）是否有注册资产评估师的签字、盖章；
　　（三）评估方法是否适当；
　　（四）评估基准日的选择是否适当；
　　（五）评估引用法律、法规和政策是否正确；
　　（六）评估目的与评估范围是否一致；
　　（七）评估过程、步骤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八）资产评估报告书内容是否完整、准确；
　　（九）委托方、评估机构和注册资产评估师是否按规定出具了承诺函；
　　（十）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内容。
　　符合要求的，产权单位予以确认，下达资产评估确认通知书；不符合要求的，分别情况做出修改、重评或不予确认的决定。
　　第十三条 集体企业收到资产评估确认通知书后，应向市集体办办理资产评估结果备案手续。备案应提供以下资料：
　　（一）资产评估结果确认通知书；
　　（二）与评估目的相对应经济行为的有效批准文件；
　　（三）评估基准日会计报表；
　　（四）资产评估结果报告书和评估说明；
　　（五）委托方、评估机构和注册资产评估师出具的承诺函。
　　第十四条 市集体办对备案材料进行审核，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资产评估，自收到备案材料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发给备案回执；对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资产评估，不予备案。
　　第十五条 已确认和备案的集体企业资产评估结果，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内有效。超过一年的，原资产评估报告无效，须重新评估，并重新办理确认和备案手续。
　　第十六条 集体企业的资产中有国有资产成份的，其资产评估须遵守国家有关国有资产评估的有关规定。
　　第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进行评估，造成集体资产损失的，按《深圳市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管理规定》第二十六条的有关规定追究责任。
　　第十八条 区、镇（街道办事处）集体企业资产评估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

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及其形成原因

钱贵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传统法律文化更是独树一帜。自然经济的禁锢,等级制度的藩篱,使得传统民事制度处于夹缝之中,高度发达的刑事法律制度,更使其显得苍白无力。以至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法律是以刑法为中心的法律模式,民事法律是一个空白。不可否认,中国古代确实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民法,也没有形成独立的民法体系。但无论从客观存在的需要调整的民事关系,还是保存下来的法律文本,我们都可以窥见民法之一斑。而中国传统社会的保守性与封闭性、宗法性与伦理性也深深烙印于民事制度之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古代民法文化。　　
　　一、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　　
　　发达的农耕文明孕育了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独特气质。虽然中国古代没有形成独立的民法体系,但透过多样的法律形式,我们仍可以发现隐于其中的民法精神和独特之处。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内容简单化　　
　　与罗马法以及后来的大陆法系相比,中国古代的民法极不发达。民事法律制度调整的权利义务内容多集中在婚姻、家庭关系方面,而有关物权制度、法人制度、诉讼制度这些在罗马法上发达的制度内容却很少涉及中国古代还没有现代民法中的自然人、法人的观念。在民事活动中,多不以自然人为民事主体,而是将宗族团体看作一个独立的实体。家庭事务多以家长为代表,“在家从父”、“即嫁从夫”、“夫死从子”,妇女没有民事主体地位。有尊长在,子孙不具有独立的民事权利,不是独立的民事主体,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清末变法修律。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局面被打破,国家开始承认土地的私有现象。但中国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使得物权的规定仅涉及所有权、典权,并且极不发达。《清稗类钞》:“典质业者,以物质钱之所也。最大者为典,次曰质,又次曰押。”这说明当时仅以典质物的大小区分不同的物权现象。　　
　　与中国古代的刑法、行政法相比,民事法律制度的内容也极其简单。中国古代刑法的发达程度在世界上可谓首屈一指。。中国古代制定行政法律规范自夏朝建立开始。现存的《周官》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行政法性质的法典。《唐六典》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行政法典。明清《会典》,内容涉及行政体制、官僚机构、行政管理体制等诸多方面。而民事关系一直被视为无关紧要的“细故”,国家很少干预。　　
　　(二)私法公法化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客观上存在着财产关系、商品交换关系、婚姻关系和家庭关系,然而传统法律对上述私法关系的调整却采取了公法的制裁手段,即违法违制都毫无例外地规定了刑法性后果———刑罚。以契约法为例,古代法典中虽也不乏有关合同的条文,但制裁手段几乎只限于刑罚。至于合同本身的效力问题,则长期以来听任习惯法支配。例如,唐律关于“行滥短狭而卖者,杖六十”的规定,就“行滥短狭而卖”而言,无疑是有关商品买卖关系中的合同履行问题,因而该规范是民事规范,但是,对这样一种“行滥短狭”行为给予杖六十的刑罚处罚,则显然属于刑法性后果,故而该规范又完全是刑事规范。再如,《唐律疏议•杂律》规定,债务人不履行契约,违契不偿、负债不还的,要受笞二十至杖六十的处理,债权人向债务人索取财物超出契约规定数量,或债务人向债权人给付数量不足的,均应以“坐赃论”。　　
民事规范的刑法化也充分表现在婚姻家庭关系领域。《唐律疏议•户婚》规定:“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二年。”若卑幼不依家长而私自婚娶者,要受杖一百的处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明律规定:“凡同居卑幼不由尊长私擅用本家财物者,二十贯笞二十,每二十贯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又规定:“立嫡子违法者,杖八十。”很显然,这些纯属婚姻家庭关系的民事违法行为,在中国古代法律中却被认定为犯罪,并处以较为苛重的刑罚。　　
　　(三)法律伦理化
　　纵观中国历代封建法典,可以发现,法所调整的社会各个领域和各种社会关系,都被笼罩上了一层纲常伦理关系,伦理关系代表古代中国人身关系的全部,一切的人身关系都被纳入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这五伦之中,并以纲常伦理为出罪入罪、轻重缓急的准则,民事领域也不例外。古代中国,贵贱、上下决定每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和行为;尊卑、长幼、亲疏则决定每个人在家族以内的地位和行为。个人地位不同,彼此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也不一致。在君臣关系中,“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在《居家杂仪》有关于父子关系的内容:“凡诸卑幼,事大小,勿得专行,必咨禀于家长”,家长有家庭财产的最高支配权,有家政的最高决策权,同时,父又有将子女作为财产出卖之权,父还有主婚权。在夫妻关系中,是一家之主,有决策之全权,妇只可顺从,《礼记•郊特性》:“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夫妻之间是极为不平等的。如《大清律例》规定:妻没有家庭财产的支配权,必须从夫,妻不得有私财,甚至改嫁时不但不能带走夫之财产部分,并且连其从娘家带来的嫁妆亦由夫家作主。　　
　　(四)均衡观　　
　　中国古代有大量关于均衡的议论。如《尚书•洪范》有:“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老子》称:“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尚中庸,求和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核心地位,并成为传统价值体系中最高的价值原则。在民事领域,更是主张公允适应、不偏不倚、崇尚稳定,注重调和,反对走极端。　　
　　例如,中国古代在债权关系方面相当注重对于债务人的保护。很早就有明确限制债务利息的法律,唐宋时法律原则上不保护计息借贷债权。均衡观在财产继承方面反映的尤为显著。自秦汉以后,在财产继承方面一直贯彻“诸子均分”的原则,无论嫡庶、长幼,在继承财产方面一律平等。遗嘱继承在中国民法史上一直被忽视,在被继承人有子女时,遗嘱尤其是份额不均的遗嘱完全不被认可。　　
　　(五)多种形式间的脱节　　
　　在中国古代社会,习惯法是有适用余地的。习惯法具有属人、属地的特性,而且反映了历史的延续性和浓厚的亲情、乡情,因此,中国古代历代对习惯法都采取默认的态度。但错杂而不统一的各种民法渊源必然存在矛盾之处,两者若即若离。例如,古代社会主张“同姓不婚”。《大清律例•户律•婚姻》:“凡同姓为婚者(主婚与男女)各仗六十,离异,妇女归宗,财礼入官。”但在山西清源,陕西长安、直隶、甘肃、湖北等地都流行同姓为婚,以至迫使官府认可其合法。再如,“尊卑为婚”,按规定“若娶己之姑舅,两姨姊妹者,杖八十,并离异”,也迫于民间禁而不止,最后在附例中不得不规定:“其姑舅,两姨姊妹为婚者,听从民便。”在清代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除上述民事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存在矛盾外,由于立法技术不高和法理上的疏漏,即使在制定法之间,也存在着许多冲突。例如,为养父母服丧问题,《大清律例》与《大清会典》规定为“斩衰三年”,《礼部则例》则规定为“齐衰不杖期”。　　
　　二、中国古代民法不发达的原因分析　　
　　中国古代民法忽视个人,不讲平等,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那就是“不发达”。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的原因也有政治、文化的原因, 具体分析如下:　　
　　(一)经济上:商品经济的落后　　
　　古今中外,凡是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其民法也较发达,凡是商品经济落后地区,其民法也较落后。商品经济是民法产生的土壤和前提条件。中国封建社会自秦朝以来,一直是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生产仅用于自我消费,消费也基本上可以从自然经济中得到满足,个别物品的交换往往以物物相易的方式实现,货币交换与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封建统治阶级依靠对土地的所有权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压迫,农民被迫依附于地主的土地忍受剥削、压迫,双方根本没有平等、交换可言。自然经济具有封闭性、孤立性、单一性和自足性的特点,它造成了生产者之间的隔离,而不是相互依赖和相互交往,由于这种生产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不依赖于市场,因此,以交换为纽带的商品经济也就无从发展。商品经济的落后,束缚了调整平等主体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民法的发展。　　
　　(二)政治上:专制主义的束缚　　
　　中国古代的政体是专制主义政体。从秦统一天下建立皇帝制度起,两千年来专制皇权不断膨胀。为了维护专制制度,封建统治者极力维护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经济基础,严厉打击一切危及国家统治和皇帝安全的行为。历代统治者都极为重视能直接产出生活或战争所需物质的农业,认为“农业是立国之根本”,而把发展商品生产认为是本末倒置。如商鞅认为:“国之所以兴者, 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富,主待农战而尊”。唐太宗李世民也认为:“凡事皆须务农,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历代统治者对商品生产的发展多方加以限制,阻碍了民事关系的产生。一方面,对有利可图的盐、铁、丝稠、瓷器、茶叶、酒、矿山等重要的手工业生产和贸易实行国家垄断,还颁布《盐法》、《茶律》限制私人经营;另一方面,对于民间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给予种种限制和打击。如汉高祖刘邦对富商课以重税,不允许其子孙为吏,唐朝时将工商之人列为百工杂流,同巫师相提并论,宋朝时定商税以比较,明代禁止出境营商,禁止官宦家庭经营商业,否则子孙累世不得为吏,对宦官经商者处罪。　　
　　中国古代社会强调“家国一体”。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到处充斥着君权、父权、夫权,强调家族主义,向来忽视“个人”。在家族时代,家族组织在社会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是社会中最基本的组织形式,有着极为广泛的社会职能,包括宗教、教育、经济以及现在专属国家的行政、司法等方面的职能。个人被束缚在家族的身份网络之中。一个人最基本的身份首先是某个家的成员,在家这样一个伦理实体中,个人主义意义上的个人是根本不存在的。　　
　　(三)文化上:重义轻利的观念　
　　儒家传统文化历来推崇“重义轻利”的思想。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也有这样的看法,他对梁惠王说:“王何必言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秦代以后,董仲舒又进一步提出:“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谋其功”的反功利主义观点。“贵义贱利”的价值观,肯定了“义”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首要准则。孟子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孟子把义作为与仁等同的概念处理。义的概念,就孟子看来,其实是宗亲关系的引申。从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思想即成为封建正统思想。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义”成为普遍的道德要求,是儒家学说中人之所以为人的准则而加于人们的职责和义务。“重义轻利”的观念,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历经两千年而不衰。由于传统文化强调重义轻利,法律自然就排拒个人对私人利益和个人权利的追求,进而不断压抑商品经济的发展,而这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也正好契合。　　
　　近些年来,民法学界将较多的精力放在对大陆法系民法典的研究上,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为中国民法的继受性法文化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但关于中国民法如何与民族传统文化沟通连接、继承认同这一重要理论区域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法与文化是不可分割的。”每一个民族的法律文化,都有其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征,表现出不同的民族地域性风格。在任何一个国家,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变革总是取决于自身特定文化背景。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民法法典化的社会基础,在完善民事立法和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在研究移植罗马法时,应注意到对传统文化的吸收,要以科学、理性的态度来把握。我们必须看到,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否定了自由、平等、权利,中国民法文化先天不足,后天不良; 但是也应该看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作为中华民族长期社会实践的成果之一,其中诸如集体本位观念、德法并重的思想、和谐观念、善良风俗等内容在中国民法法典化的进程中仍然具有积极的正面效应和古为今用的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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