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婚内强奸”问题

秦旭东


“婚内强奸”是近年来法学界讨论得较为热闹的一个问题，本文试图从夫妻间的法律关系、“婚内强奸”问题在中国的特殊意义和相关刑法规范及司法实践三个方面来谈谈这个问题，虽有“漫谈”之嫌，但因水平有限，只得勉而为之。

一、从“夫妻同体”到“夫妻别体”

关于婚姻、爱情，西方有这样的传说：男女曾为一体，上帝把他们分开，推入茫茫人世。从此，双方都在等待或追寻自己的另一半，通过爱情和婚姻，他们又合二为一。中国古代儒学认为阳与阴、乾与坤、夫与妻相互对应，在天人合一中，自有“夫妻一体”之说。从法律人的眼光来看，这当然不仅仅是浪漫的故事，其间表明了古代社会对夫妻间法律关系的态度，此即所谓夫妻同体主义。它是指男女双方结婚之后不再保持各自独立的人格，而是夫妻合为一体，人格互相吸收。
实际上，在男尊女卑、男权处于支配地位的古代社会，基以宗法制度的夫妻同体主义，绝不像爱情宣言中的那样浪漫和温情脉脉，它不是双方人格对等的溶合，不是“夫妻人格互相吸收”，而不过是妻子的人格为丈夫所吸收，它确定了妻子对丈夫的依附和屈从的地位。中国古代的礼法中，“夫为妻纲”是必须恪守的准则；早期罗马法规定，妻子进入夫家之后便成为“家女”，必须服从新的“家父”，而丈夫则可以是妻子的“家父”；古印度《摩奴法典》宣布丈夫可以是“监护人”而妇女只能“服从其从属者的权力”。（１）
在夫妻同体主义思想下，在法律上没有妻子独立的意志，也就无所谓“婚内强奸”之说。
西方法学著作一般认为，罗马法后期的所谓“略式婚”，即“无夫权婚姻”实际上开了夫妻别体主义之源。它虽然主要是针对夫妻间的财产问题而言的，但“经济问题是个大问题”，妻子如果在财产上取得了独立地位，将为其独立的法律人格奠定基础。近代资产阶级在反封建中提出“婚姻契约论”，倡导夫妻别体主义，主张夫妻人格独立，在婚姻生活中各享有其权利，各承担其义务。在作为夫妻关系之重要内容的配偶权或者同居义务这一问题上，西方社会的传统观念坚持女方承诺论（２），即根据婚姻契约，妻子已经事先承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服从丈夫的性要求，丈夫不需要在每一次性生活前都必须征得妻子的同意。因此，迄今为止，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法律都将非婚姻关系作为强奸罪的前提。比如，在德国、法国、奥地利、瑞士、加拿大、泰国等国，丈夫对妻子都不可能构成强奸罪。
夫妻别体主义无疑代表了一股进步潮流，然而，这种所谓的承诺论却是值得怀疑的。现代社会确立了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等原则，赋予了女性人格独立和人身自由的法律保障。在契约婚姻中，夫妻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均是对等而存在的，妻子对丈夫的同居义务必须建立在其自主自愿的基础上，不能由妇女在缔结婚姻时的自由选择权吸附其在婚姻存续期间进行性生活的自主权，即妻子在婚姻契约中并没有作出“女方承诺论”中所说的那种承诺。每个人的自由权在合法的范围内是一直存续的，如果女子在契约婚姻上的“一诺千金”的代价是把自己在同居生活中的独立人格和意志拱手让由丈夫去支配，则显然违背了契约的自由意志、自主选择的本质，这是对“从身份到契约”的进步的逆退，是不符合现代社会的文明发展要求的。
之所以在夫妻间的法律关系喋喋不休地来谈，是因为丈夫违背妻子的意志强行与之发生性关系的行为的最大特点，亦即它与一般人违背妇女意志强行与之发生性关系的唯一区别，就在于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有一层特殊的关系－－夫妻关系，这也是“婚内强奸问题”何以成为“问题”之所在。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坚定不移地认为：从现代社会夫妻间的法律关系来看，否认丈夫对妻子犯强奸罪之可能于理于法都是不合适的。

二、“婚内强奸”问题之“中国特色”

婚内强奸作为家庭暴力的主要表现之一，是随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女权主义的再度兴起而在西方社会引起广泛关注的。中国自七十年代末进行改革开放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对人权、平等、发展与和平的重视，对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我国刑法上没有明确排除在婚内发生强奸的可能性，但在理论界通行的观点和司法实践中实际的做法却是基本上倾向于否定婚内强奸之存在。有学者敏锐地观察到婚内强奸在中国所反映的问题的复杂性和婚内强奸问题在今日之中国的提出与在西方国家和世界上其它地方相比的特殊涵义（３）。
李（？）认为，婚内强奸问题（在中国）“反映了原有的民族文化（有关婚姻和性的行为方式及观念）和引进、移植的西方法律（法律的范型、具体的规定、法律的思维方式及价值观念）及现存的社会制度性结构相互之间，以及它们与作为异质文化的组成部分传入的女权主义观点的影响之间的交互作用”。
中国传统社会的制度性结构以人伦和宗法为基础，个人是属于家庭、家族的，女子除此之外还要“以夫为纲”。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人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制度”，是束缚人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这种传统的积淀虽然自近代以来随着现代化进程日渐走向式微，但它至今仍是根深缔固的，尤其在广大农村影响深远。
李（？）教授认为，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在 晚发外生型现代化过程中一度中断了这一过程，“于封闭 和市场极度式微的状态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制度性结构和规制及人的行为方式与观念。”中国的社会在结构上表现为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法律设立了身份制度和职责概念，以规范为基本范畴，制裁违法行为是为了整体对秩序的要求，法律只是统治与治理的工具。新中国把个人以家庭（家庭）中解放出来，又用国家取代之建立了新的更为有力的整体，新的社会整合将个人纳入一个所谓的单位社会中。法律和政策确立了婚姻自由原则，男女平等原则，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合法权益原则，但这一切是建立在比法律明文规定的“平等”更高的原则－－整体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的基础上的。强奸是法律重拳打击的对象，但“婚内强奸”又成为一个“盲点”（法律看不到的地方）。解释有多种多样，“在司法实践中，对丈夫用强制手段与妻子发生性行为不作刑事追究，有利于家庭和社会稳定，也符合我国国情”。（４）“夫妻双方同居，过性生活，既是夫妻双方享有的权利，也是夫妻双方所负的义务”，“只要夫妻关系存在，相互之间所发生的性行为即是合法的”。“丈夫与妻子进行性行为，是在行使自己的权利，作为妻子，有义务应丈夫的要求与其进行性行为”。丈夫强制性与妻子发生性行为，“虽手段不当”而“不属非法”。（５）即使丈夫使用暴力，情节十分恶劣，行为造成严重后果，也不构成强奸罪，而以虐待罪、伤害罪等其他罪名论处。更有一个案例（６），甲男与乙女建立了恋爱关系，为申请住房履行了结婚登记手续，但未同居。后申请住房未果，乙女又发现甲男隐瞒了年龄，双方发生争执，乙女要求离婚。甲男在向法院询问得知“履行结婚登记后即为合法夫妻”后，将乙女骗至其住处，使用暴力强行将乙女奸污。对这样严重侵犯妇女人身权利的行为，编者的结论居然是甲男犯“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
一部符合法治社会要求的刑法，应当以追求人权保障和社会保护两大功能为要，并尽可能寻求这两者的最佳结合，而不应该有过大的偏向。以上所言的夫妻双方同居的“权利义务”论与前述的女方承诺论如出一辙，而所谓的“有利于家庭和社会稳定，也符合我国国情”是根本无法立足的。难道为了所谓的“稳定”，以“国情”为由，就可以无视个体的独立人格和尊严吗？在“稳定压倒一切”、“整体利益至上”的观念下，个体的权利遭受漠视，权利、义务的概念也往往发生扭曲。权利意味着一种自主选择行为方式的可能，每个人都能做出自主选择，只要他不侵犯别人同等的自由选择空间；行为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体时，只有合意才能使行为获得合法性支持。从这个角度讲，对“婚内强奸”问题的反思，就具有了更深层次上的意义，它有可能带来“新的启蒙”，这种启蒙不但要涤荡千百年沉积下来的诸如男尊女卑之类的封建残余，更要清理半个世纪前以来形成的传统－－所谓的“新制度文明”中的有悖于法治精神的成份。伴随保障妇女自由权利（在婚内强奸问题上即是妇女性的自由选择权）带来的启蒙，我们可以唤醒人们沉睡已久的独立意识、自主意识，可以加速构建一个以权利为根基的现代法治社会的进程。尽管现代西方社会的个人本位主义已有向社会本位嬗变的趋势，但鉴于中国“国情”，我们的“底子太薄”，必须补上这一课，才能建设稳固的法治大厦。

三、刑法规范和司法实践上的依据

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条明文规定，强奸罪是“以暴力、胁迫或者其它手段强奸妇女的”。它的本质特征就在于违背妇女意志，它侵犯的客体是“妇女性的不可侵犯的权利”，即妇女依照自己的意志决定正当性行为的权利。争论主要在犯罪的主体上。由此罪的性质决定，它的犯罪主体一般是男子，妇女仅可能在共同犯罪中成为强奸罪的教唆犯或者从犯。目前我国的法律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均没有特殊或例外的规定或说明，把丈夫排除在强奸罪的犯罪主体之外。按照罪刑法定的原则，我们同样也没有理由把法无明文规定排除的斥于法律明文规定之外。更重要也是最核心的还在于，承认婚内强奸在法律上的存在，乃是充分保障妇女权益的需要，这与罪刑法定原则的人权保障的价值内涵是不谋而合的。
承认“婚内强奸”，并不是说丈夫在任何情况下只要违背妻子意志强行与之发生性关系就能够成强奸罪。依刑法第十三条的精神，只有行为完全具备犯罪所需的法定的构成要件才能构成犯罪，如果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婚内强奸涉及夫妻之间的特殊关系，一般又是极为隐秘的行为，需要保合考虑人保障权和维护家庭、社会利益以及司法实践中具体操作的问题。
有学者提出的一种观点基本上值得肯定（７）。他们认为，我国婚姻法规定婚姻以夫妻间的感情为基础，性关系是夫妻间感情的生理基础，是婚姻关系的重要内容。丈夫违背妻子意志强行与之发生性关系的行为一般不违法（？），更不构成犯罪，但这种行为并非可以肆意妄为而不受任何限制，一旦超出感情可以容忍的领域则可能构成犯罪。构成犯罪的一般限于两种情况：一是丈夫违背妻子意志，以暴力手段强行与妻子发生性行为，并以此为手段长期对妻子进行性虐待，情节恶劣的，可认定为虐待罪。二是夫妻感情已经破裂或本无感情，婚姻关系名存实亡，丈夫违背妻子意志以暴力手段强行与妻子发生性行为，在两种情况下可认定为强奸罪：双方虽已登记结婚，但并无感情，并尚未同居，也未发生过性行为的，或者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并且长期分居的。
这种办法有充分的法律依据，较合乎情理，在司法实践中也容易把握，但也有值得产同确之处。首先是在第一种情况中，如果丈夫对妻子长期进行性虐待，认定为虐待罪是合适的。但如果丈夫的行为不具有虐待罪所需的在一定时间内经常实施，持续实施的特点，而又情节恶劣，造成严重后果，“不处理不行的”，就不能定虐待罪，而只能也必须以强奸罪论处。另外，第二种情况还应包括夫妻感情破裂，已发生离婚纠纷，特别是进入离婚诉讼过程的。
有的观点认为婚内强奸是隐秘行为，难于取证。还有人担心允许妻子控告丈夫强奸可能导致妻子随意以控告丈夫强奸来要挟或报复丈夫，甚至可能助长妻子捍造事实或歪曲夫妻生活的真相，使其报复手段合法化，从而造成男方人人自危，不利于婚姻的和谐和家庭的稳定。其实，取证困难并不能成为否认婚内强奸的理由，这只是刑事侦察和司法鉴证中的问题。任何刑事诉讼都可能面临这一问题，如果以取证难易与否来决定是否确认一种犯罪，则完全违背了刑法作为一种法律规范的性质。一切要以刑法的功能、目的和任务来定，而不是因为对一种“犯罪”容易取证才确定之为犯罪。
至于担心来自女方的报复，也是不足为由的。刑事诉讼是严肃和利害攸关的事情，任何一个具有理性的人都不会视之为儿戏而随意用之来作为要挟和报复的工具。夫妻关系是以感情为基础的，一个存在于仍有感情基础的婚姻关系之中的妇女，当然不会用如此恶毒的方式去要挟或报复她的丈夫的，承认婚内强奸顶多能够为她提供一个开一个“很刁”的玩笑来“警告”其丈夫的机会。至于处于感情已破裂，婚姻关系已名存实亡之中的妇女，以控告丈夫强好作为一个可能性选择来保护自己合法权益，根本不可能出现“不利于婚姻的和谐和家庭的稳定”的情节。而捍造事实、歪曲真相来借故报复的情况，则是在其他刑事诉讼中也有可能出现的。只要法院根据严格，科学的司法程序操作，就不会接受那些子虚乌有的控告。因此，那种担心是不必的，也是没有多大说服力的。

四、后话

婚内强奸是否存在作为一个在刑法界一直有争议的问题，时至今日，持否定态度的论点已被越来越多的法学家所抛弃，而持肯定态度的论点正在被采纳。１９９７年，上海市青浦区法院对一起离婚中丈夫违背妻子意志用暴力手段强行与妻子进行性行为的案子作出了丈夫构成强奸罪的判决。该案中的检察官陈为明认为，法律只给予夫妻双方平等地自愿地享受性生活的权利，法律并没有给予其中一方以暴力的形式强迫他人而行使其性权利的权利。梁根林副教授针对此案，呼吁最高司法机关“本着对法律的本质的、实质性的理解，本着尊重法律、尊重妇女、维护社会治安的实质精神”，来对强奸罪作出适当的解释，以弥补因刑法无明文规定而给司法机关适用法律时留下的过大的空间，而不能任由“各地，特别是各个区县的基层法院、基层司法机关根据各自的理解去解决”。（８）我想，倘能如此，“婚内强奸”问题便算有了个初步的解决，至于本文第二部分中所言的那些或许已“上纲上限”的问题，还会引起人们更多的思考。


参注：
①参见杨大文主编《亲属法》，法律出版社。
②参见《法学》２０００年第３期，张贤钰，《评婚内无奸》。
③参见李遁《个体权利与整体利益关系－－婚内强奸在中国的法律学分析》，载于《刑事法判解》１９９９第一卷，张兴良主编，法律出版社。
④参见《刑事犯罪案例丛书·强奸罪·奸淫幼女罪》，中国检察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⑤参见《新中国刑法的理论与实践》，高铭暄等主编，中国检察出版社。
⑥参见《刑法学案例选编》，高铭暄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出版。
⑦参见《新刑法案例释解》，刘家琛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
⑧见《法制日报》２０００年６月３日，“媒体互动·今日说法”。

原载北大法律信息网

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


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林业管理条例》的决定


（2002年2月2日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2002年3月29日青海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批准）



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决定对《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林业管理条例》有关条文作如下修改：

一、第一条修改为：“为了保护全县森林资源，促进林业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自治县实际，制定本条例。”

二、增加一条作为第二条：“本条例适用于本县行政区域内的一切单位和个人。”

三、第二条调整为第三条，其中对（一）、（二）、（三）、（五）项作了修改，具体修改为：“全县林木所有权划分为：

（一）国有林属于全民所有，由国有林业经营单位管理；城镇公共园林林木及绿地属全民所有，由城镇园林管理单位管理；

（二）农村集体的林木属集体所有，由村民委员会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

（三）企业、事业组织和机关、团体、部队营造的林木谁营造、谁所有、谁经营管理；

（五）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划给村民植树的林地属农民集体所有，林木归村民个人所有，由个人经营。村民承包国有林地植树的，林地所有权不变”。

增加两项，作为（七）、（八）项，即：“（七）实施退耕还林还草，林草归承包人或经营者所有，土地使用权不变；（八）单位、集体或者个人通过承包、租赁、购买‘四荒地’种植的林草，归经营者所有。合同或协议另有规定的除外。”

四、第三条调整为第四条，修改为：“县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县的林业工作；乡（民族乡、镇，以下简称“乡”）林业站负责本乡行政区域内的林业工作；村民委员会配备林业管理员，负责本村林木的管护。”

五、第四条调整为第五条，修改为：“植树造林应当兼顾农、林、牧各业全面发展；实行乔、灌、草相结合，合理配置林种、树种结构；坚持科学育林，大力推广实用先进技术，提高育林质量。”

六、增加一条作为第六条：“全县重点保护的林业区域是：

（一）宝库林区、东峡林区、娘娘山林区为水源涵养重点建设和保护区域；

（二）大通国家级森林公园（含察汗河、鹞子沟两处景区）为森林旅游风景保护区；

（三）老爷山为重点风景保护区。

前款（一）、（二）项所列保护区由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管理，（三）项由县城建行政主管部门管理。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人为破坏。”

七、第五条调整为第七条，修改为：“每年4月为全县植树造林月。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组织、部队、城镇街道、寺院和农村集体、个人应大力开展植树造林、种草，搞好街道、庭院绿化，美化环境。

县人民政府鼓励本县企业事业组织、集体、个人或其他经济组织通过承包、租赁、购买‘四荒地’植树造林、种草。”

八、增加一条作为第八条：“城镇园林绿化规划要符合城镇总体建设规划，县城建行政主管部门应会同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后，方可与城镇建设同步进行；单位庭院绿化由本单位负责，绿地面积应达到规定要求。”

九、第六条调整为第九条，并修改为：“国有林场、乡林业站应大力发展骨干苗圃，建立育苗基地；鼓励有条件的集体经济组织、单位和个人兴办苗圃。

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快林木种子繁育，大力鼓励引进、推广适用林木良种。”

十、第七条调整为第十条，修改为：“造林绿化所需经费实行自筹为主、政府补助为辅和多渠道筹措的办法。

建立乡级林业专项资金和城镇绿化专项资金，用于造林绿化。专项资金筹措、使用和管理办法，由县人民政府规定。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由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管理，用于防护林、特种用途林的营造、抚育和管理。”

十一、第八条调整为第十一条，并修改为：“各项生产建设应尽量不占或者少占林地。确需征用或占用的，须向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用地申请，经审查同意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行政法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并缴纳林木、林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和森林植被恢复费。植被恢复费实行专户管理。

林地使用性质不得随意改变。在林业用地从事非林业经营活动，须经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核发林地临时使用许可证。”

十二、第九条调整为第十二条，并修改为：“县、乡、村和国有森林经营单位应当建立森林防火组织和护林制度，严格用火管理制度，加强防火宣传和检查监督。

东峡林区、宝库林区、娘娘山林区和老爷山风景区重点防火地区，实行县、乡及林区联防责任制。

每年10月1日至翌年5月31日为森林防火期。防火期内禁止带火种入林。”

十三、第十条调整为第十三条，修改为：“未经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不得在林地内进行开垦、挖沙、采石、取土、采樵、采种、挖药材等活动。

自治县境内应当禁止放牧的区域由县人民政府规定。”

十四、第十一条调整为第十四条，修改为：“森林病虫害的防治工作，应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实行谁经营、谁防治。

县林木病虫害防治检疫机构，负责全县森林病虫害的预测预报和组织防治工作，依法对实施检疫的森林植物及其产品进行检疫。”

十五、第十二条调整为第十五条，并修改为：“本县范围内禁止猎捕活动。宝库林区、东峡林区、娘娘山林区和老爷山风景区为野生动物重点保护区。因教学科研等特殊需要狩猎的，按有关法律规定的审批权限审批。”

十六、第十三条调整为第十六条，修改为：“国有林、集体林、单位所有林、村民承包的集体林木和私有成片林，实行有计划的限额采伐，并缴纳育林费。

（一）国有林木抚育更新性质的采伐，由省、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国家建设需要采伐的应当依法办理审批手续；

（二）农村道路两侧、农田林网和单位所有的林木，确需更新或因建设需要采伐的，报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三）农村集体所有的林木、个人承包的‘四荒地’、退耕地林木的采伐，依照（二）项的规定办理。

农户采伐房前屋后或原有自留地的零星树木，不超过限额的，不办证、不交费；超过限额的，须经村民提出申请，经村民委员会审批后送乡林业站备案。

每年的1月～4月、10月～12月为林木采伐期。采伐林木必须按照砍1栽3的原则，更新植树，保栽保活。”

十七、删去第十四条。

十八、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七条：“育林费收取的办法：国有林按实际采伐木材收入的20％征收；单位、集体和农户采伐前条第一款所规定的林木，按每株1元收取。育林费纳入森林植被恢复费中统一专户管理。”

十九、第十五条调整为第十八条，修改为：“对发展林业、保护森林资源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对长期从事护林工作成绩显著的人员；举报盗伐、滥伐和破坏林木资源行为的有功人员，由县人民政府或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予以表彰和奖励。”

二十、第十六条、第十七条合并为第十九条、修改为：“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授权的乡人民政府、森林公安机关责令改正，赔偿损失，并按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在封山育林地、幼林地放牧的，除赔偿损失外按每次羊单位处以1元～3元的罚款；

（二）毁坏树木的，赔偿损失，责令限期补种树木；故意毁坏的，处以被损失树木价值3倍～5倍的罚款；

（三）在成林地、幼林地、封山育林育草区开垦、挖沙、采石、取土、采樵、采种、挖药材和其他活动，致使林地受到破坏的，按破坏面积处以每平方米50元的罚款；致使林木受到损坏的，依法赔偿损失，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补种毁坏株数1倍～3倍的树木，并处以毁坏林木价值1倍～5倍的罚款；

（四）非法占用林地或随意改变林地使用性质的，责令恢复原状，处以每平方米10元～30元的罚款；

（五）临时占用林地逾期不归还的，责令限期归还，恢复原状，并依照前项规定处罚；

（六）毁坏林业设施的，责令赔偿损失，处以损失价值2倍～5倍的罚款；

（七）滥伐林木情节轻微的，责令补种滥伐株数5倍的树木，处以林木价值2倍～5倍的罚款；

（八）盗伐林木情节轻微的，赔偿损失，没收违法所得，补种盗伐株数10倍的树木，处以林木价值3倍～10倍的罚款；

盗伐、滥伐和故意毁坏林木，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十一、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条：“未经批准，木材收购单位和个人收购没有采伐许可证和木材运输证的木材，由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予以没收，并对双方当事人各处以违法所得1倍～2倍的罚款。

木材加工单位和个人加工、经营无正当来源木材的，责令停业，没收双方当事人违法经营的木材和违法所得，并各处以违法所得50％的罚款。”

二十二、第十八条调整为第二十一条，修改为：“林业工作人员监守自盗或纵容包庇他人破坏森林资源，玩忽职守，致使森林资源遭受损失的，视其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罚和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十三、第十九条、第二十条分别调整为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

本决定从2002年5月1日起施行。

《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林业管理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并对条款顺序作相应调整，重新公布。



附：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林业管理条例（2002年修正本）

（1993年4月29日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1993年7月17日青海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批准 根据2002年2月2日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2002年3月29日青海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批准的《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林业管理条例〉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第一条 为了保护全县森林资源，促进林业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自治县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县行政区域内的一切单位和个人。

第三条 全县林木所有权划分为：

（一）国有林属于全民所有，由国有林业经营单位管理；城镇公共园林及绿地属全民所有，由城镇园林管理单位管理；

（二）农村集体的林木属于集体所有，由村民委员会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

（三）企业、事业组织和机关、团体、部队营造的林木谁营造、谁所有、谁经营管理；

（四）合作营造的林木归合作者共有，原林地权属不变；

（五）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划给村民植树的林地属农民集体所有，林木归村民个人所有，由个人经营。村民承包国有林地植树的，林地所有权不变；

（六）村民在房前屋后和承包种植的树木，城镇居民在自有庭院内种植的树木归个人所有；

（七）实施退耕还林还草，林草归承包人或经营者所有，土地使用权不变；

（八）单位、集体或者个人通过承包、租赁、购买“四荒地”种植的林草，归经营者所有。合同或协议另有规定的除外。

林权证书由县人民政府核发，确认所有权或使用权。

第四条 县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县的林业工作；乡（民族乡、镇，以下简称“乡”）林业站负责本乡行政区域内的林业工作；村民委员会配备林业管理员，负责本村林木的管护。

第五条 植树造林应当兼顾农、林、牧各业全面发展；实行乔、灌、草相结合，合理配置林种、树种结构；坚持科学育林，大力推广实用先进技术，提高育林质量。

第六条 全县重点保护的林业区域是：

（一）宝库林区、东峡林区、娘娘山林区为水源涵养重点建设和保护区域；

（二）大通国家级森林公园（含察汗河、鹞子沟两处景区）为森林旅游风景保护区；

（三）老爷山为重点风景保护区。

前款（一）、（二）项所列保护区由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管理，（三）项由县城建行政主管部门管理。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人为破坏。

第七条 每年4月为全县植树造林月。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组织、部队、城镇街道、寺院、农村集体和个人大力开展植树造林、种草，搞好街道、庭院绿化，美化环境。

县人民政府鼓励本县企业事业组织、集体、个人或其他经济组织通过承包、租赁、购买“四荒地”植树造林、种草。

第八条 城镇园林绿化规划要符合城镇总体建设规划，县城建行政主管部门应会同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后，方可与城镇建设同步进行；单位庭院绿化由本单位负责，绿化面积应达到规定要求。

第九条 国有林场、乡林业站应大力发展骨干苗圃，建立育苗基地；鼓励有条件的集体经济组织、单位和个人兴办苗圃。

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快林木种子繁育，大力鼓励引进、推广适用林木良种。

第十条 造林绿化所需经费实行自筹为主，政府补助为辅和多渠道筹措的办法。

建立乡级林业专项资金和城镇绿化专项资金，用于造林绿化。专项资金筹措、使用和管理办法，由县人民政府规定。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由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管理，用于防护林、特种用途林的营造、抚育和管理。

第十一条 各项生产建设应尽量不占或少占林地。确需征用或占用的，须向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用地审请，经审查同意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行政法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并缴纳林木、林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和森林植被恢复费。植被恢复费实行专户管理。

林地使用性质不得随意改变。在林业用地从事非林业经营活动，须经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核发林地临时使用许可证。

第十二条 县、乡、村和国有森林经营单位应当建立森林防火组织和护林制度，严格用火管理制度，加强防火宣传和检查监督。

东峡林区、宝库林区、娘娘山林区和老爷山风景区是重点防火地区，实行县、乡及林区联防责任制。

每年10月1日至翌年5月31日为森林防火期。防火期内禁止带火种入林。

第十三条 未经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不得在林地内进行开垦、挖沙、采石、取土、采樵、采种、挖药材等活动。

自治县境内应当禁止放牧的区域由县人民政府规定。

第十四条 森林病虫害的防治工作，应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实行谁经营、谁防治。

县林木病虫害防治检疫机构负责全县森林病虫害的预测预报和组织防治工作，依法对实施检疫的森林植物及其产品进行检疫。

第十五条 本县范围内禁止猎捕活动。宝库林区、东峡林区、娘娘山林区和老爷山风景区为野生动物重点保护区。因教学科研等特殊需要狩猎的，按有关法律规定的审批权限审批。

第十六条 国有林、集体林、单位所有林、村民承包的集体林木和私有成片林，实行有计划地限额采伐，并缴纳育林费。

（一）国有林木抚育更新性质的采伐，由省、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国家建设需要采伐的应当依法办理审批手续；

（二）农村道路两侧、农田林网和单位所有的林木，确需更新或因建设需要采伐的，报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三）农村集体所有的林木、个人承包的“四荒地”、退耕地林木的采伐；依照（二）项的规定办理。

农户采伐房前屋后或原有自留地的零星树木，不超过限额的，不办证、不交费；超过限额的须经村民委员会审批后送乡林业站备案。

每年的1月～4月、10月～12月为林木采伐期。采伐林木必须按照砍1栽3的原则，更新植树，保栽保活。

第十七条 育林费收取的办法：国有林按实际采伐木材收入的20％征收；单位、集体和农户采伐前条第一款所规定的林木，按每株1元收取。育林费纳入森林植被恢复费中统一专户管理。

第十八条 对发展林业、保护森林资源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对长期从事护林工作成绩显著的人员；举报盗伐、滥伐和破坏林木资源行为的有功人员，由县人民政府或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予以表彰和奖励。

第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授权的乡人民政府、森林公安机关责令改正，赔偿损失，并按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在封山育林地、幼林地放牧的，除赔偿损失外，按每次羊单位处以1元～3元的罚款；

（二）毁坏树木的，赔偿损失，责令限期补种；故意毁坏的，处以被损失树木价值3倍～5倍的罚款；

（三）在成林地、幼林地、封山育林育草区开垦、挖沙、采石、取土、采樵、采种、挖药材和其他活动，致使林地受到破坏的，按破坏面积处以每平方米50元的罚款；致使林木受到损坏的，依法赔偿损失，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补种毁坏株数1倍～3倍的树木，并处以毁坏林木价值1倍～5倍的罚款；

（四）非法占用林地或随意改变林地使用性质的，责令恢复原状，处以每平方米10元～30元的罚款；

（五）临时占用林地逾期不归还的，责令限期归还，恢复原状，并依照前项规定处罚；

（六）毁坏林业设施的，责令赔偿损失，处以损失价值2倍～5倍的罚款；

（七）滥伐林木情节轻微的，责令补种滥伐株数5倍的树木，处以林木价值2倍～5倍的罚款；

（八）盗伐林木情节轻微的，赔偿损失，没收违法所得，补种盗伐株数10倍的树木，处以林木价值3倍～10倍的罚款；

盗伐、滥伐和故意毁坏林木，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 未经批准，木材收购单位和个人收购没有采伐许可证和木材运输证的木材，由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予以没收，并对双方当事人各处以违法所得1倍～2倍的罚款。

木材加工单位和个人加工、经营无正当来源木材的，责令停业，没收双方当事人违法经营的木材和违法所得，并各处以违法所得50％的罚款。

第二十一条 林业工作人员监守自盗或纵容包庇他人破坏森林资源，玩忽职守，致使森林资源遭受损失的，视其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罚和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本条例的具体应用问题由自治县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条例自1993年9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