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全国法院开展改进司法作风教育活动的通知

法〔2013〕7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中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要求，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司法作风建设，进一步提升审判质量和司法公信力，最高人民法院决定，今年第二季度，在全国各级法院集中开展改进司法作风教育活动（以下简称教育活动）。现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开展教育活动的必要性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将司法公信建设提升到党和国家全局的战略高度进行部署。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今年下半年，中央将部署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进一步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第二十次全国法院工作会议都对加强作风建设提出明确要求。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审议讨论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时普遍认为，人民法院队伍的主流是好的，但也有一些法官素质不高、作风不佳、司法不廉，应当继续狠抓作风建设。


在全国法院部署开展改进司法作风教育活动，是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从形势任务要求和队伍建设实际出发作出的决策部署，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中央“八项规定”的重要举措，是进一步改进人民法院司法作风、树立良好司法形象、推进司法公信建设的实际需要，是近年来全国法院持续开展的“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的有效延伸，同时也是为下半年即将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进行思想动员和准备。全国各级法院要深刻理解党的十八大对人民法院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充分认识加强司法作风建设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切实把思想认识统一到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决策部署上来，增强抓好教育活动、改进司法作风的紧迫感和自觉性。


二、正确把握教育活动的指导思想和目标要求


开展改进司法作风教育活动，要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和第二十次全国法院工作会议精神，以改进司法作风、提升队伍素质，建设理念、素质、作风都过硬的法院队伍为目标，坚持正面教育、全员参与、联系实际、注重实效，引导法院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干警充分认识人民法院工作面临的形势任务，深刻理解改进司法作风对司法公信建设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强化宗旨意识、改进司法作风、规范司法行为，以公正高效文明廉洁的审判执行工作，扎实推进人民法院司法公信建设，更好地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民法院的职责使命。


通过教育活动，要努力达到以下主要目标：


（一）强化司法为民、服务群众的理念。引导广大干警进一步增强群众观念、增进群众感情，认真落实司法便民利民制度措施，在立案、审判、执行、信访等环节进一步方便群众诉讼，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注重文明司法，遵守司法礼仪，杜绝对当事人“冷硬横推”、“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现象。


（二）强化依法办案、规范司法的意识。引导广大干警牢固树立尊重法律、敬畏法律的理念，规范法律适用，严格裁判标准，严格遵守法定程序和审限规定，自觉遵守法官行为规范，依法保护一切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益，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坚决防止审判执行中不依法办事的不作为、乱作为，避免让不公正的审判伤害群众感情、损害群众利益。


（三）强化严谨细致、认真负责的作风。引导广大干警进一步增强敬业精神和责任意识，以对司法事业、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精神，认真、严谨、高效地做好审判执行各个环节的工作，防止和克服精神懈怠、办案拖沓、工作马虎等问题，杜绝庭审中的随意行为和裁判文书的低级错误，不断提高审判质量和效率。


（四）强化严格自律、廉洁司法的操守。引导广大干警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强化廉洁自律意识，筑牢拒腐防变防线，严格遵守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准则、法官职业道德准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廉洁司法的制度规定，确保正确行使审判权、执行权，防止对当事人“吃拿卡要”和办“金钱案、人情案、关系案”等司法不廉行为。


三、认真落实教育活动各项具体任务


改进司法作风教育活动，由各级人民法院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部署要求，结合各自实际组织实施，集中安排在第二季度进行，各级法院全体干警参加，以领导干部和审判一线干警为重点。活动中，要着重抓好以下几项具体工作：


（一）深入学习文件，提高对司法作风建设的认识。各级人民法院要采取党组中心组学习、支部集体学习、个人自学、讨论交流等形式，组织全体干警深入学习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全国“两会”精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等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关于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重要批示，学习中央政治局“八项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六项措施”，学习最高人民法院周强院长在全国法院学习贯彻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精神电视电话会议上的重要讲话，认真学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作风问题典型案例的通报。学习文件要紧密联系各自法院实际，深入领会中央关于狠抓改进作风的决策部署和坚强决心，深刻认识司法作风建设在人民法院工作全局中的重要地位，深刻认识司法作风问题对司法公信建设的严重影响，深刻认识人民群众对改进司法作风的高度期待和迫切要求，进一步增强改进司法作风的自觉性和紧迫感。


（二）重温制度规定，打牢规范司法行为的基础。各级人民法院要结合学习文件，组织全体干警重新学习《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法官行为规范》、《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处分条例》、《“五个严禁”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防止内部人员干扰办案、防止利益冲突、法官任职回避等制度规定。要采取专题培训、考核测试、知识竞赛、随机抽查等形式，促使广大干警熟知牢记制度规定具体内容，切实在心中架起“高压线”、筑牢“防火墙”。加强对制度规定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形成依靠执行制度改进司法作风的长效机制。


（三）分析研究现状，准确把握司法作风建设的形势。各级人民法院要采取多种形式，围绕司法作风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并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建议。在此基础上，专题召开一次党组会议，对照中央和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有关要求，对本地法院司法作风建设形势进行认真分析，总结和坚持好的做法，查找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研究部署改进司法作风的具体举措。法院各级基层党组织要普遍召开一次民主生活会或组织生活会，认真分析本部门作风建设形势，查找发现问题，开展党性党风教育、批评和自我批评。


（四）运用正反典型，强化改进司法作风的导向。各级人民法院要积极发现和树立司法作风优良、模范践行“公正、廉洁、为民”司法核心价值观的先进典型，加大宣传力度，注重用“身边人”的先进事迹教育干警，在各级法院形成以优良作风保障公正司法的鲜明导向。要结合最高人民法院通报的司法作风问题典型案例，认真梳理本地法院通过司法巡查、审务督查、案件评查发现的司法作风问题，从中选择无视群众诉求、工作不负责任、伤害群众感情、损害群众利益的典型案例，认真开展警示教育，促使广大干警提高思想认识、不断改进作风。


（五）开展专项治理，解决司法作风方面的突出问题。各级人民法院要从各自实际出发，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及时组织开展司法作风专项检查和专项治理。要对违规收受礼金、违规使用公务车、违规经商营利、公款吃喝、公款送礼等问题进行专项整治。要通过明察暗访等方式，及时发现和查纠在少数干警中存在的冷硬横推、吃拿卡要等衙门作风，及时发现和查纠个别法院庸懒散奢等官僚作风。要认真抓好中央“八项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六项措施”贯彻落实的监督检查，对不符合规定的行为和现象要责令整改，对其中情节严重的要严肃处理并予以通报。


四、加强对教育活动的组织领导


（一）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开展教育活动是今年法院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各级人民法院党组要摆上重要议事日程，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班子成员共同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部署要求，结合各地法院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进一步明确目标要求和活动载体，细化活动内容和方法步骤，认真抓好落实。各级人民法院政治部要会同监察部门，共同抓好教育活动的组织实施和督促指导。


（二）紧贴实际，务求实效。开展教育活动要紧密联系干警工作和作风实际，结合执法办案的具体实践，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突出就重点解决什么问题，有的放矢、注重实效。要注重创新教育方法和载体，把规定动作与自选动作结合起来，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在教育活动的组织实施中，要防止简单抄转上级文件、“上下一般粗”，防止重过程、轻效果的形式主义。高、中级人民法院要加强对下级法院教育活动的督促指导。


（三）统筹兼顾，搞好结合。各级人民法院要围绕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把教育活动与法院文化建设、党建工作结合起来，与本地法院已经部署开展的主题活动结合起来，与审判管理、司法巡查、审务督查等经常性工作结合起来，科学统筹，有序推进。要把开展教育活动与研究谋划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结合起来，为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做好准备。


各地法院开展教育活动相关情况和经验，望及时报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监察局。



最高人民法院


2013年4月8日




“企业公民”缘何得不到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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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b-h.com . ...中国商报网站

（新闻周报2005年6月14日报道）“壳牌”石油公司的原则值得借鉴，它的原则就是：在强劲的收益率基础上为客户提供价值、保护环境、尊重和保护员工、服务社区与相关利益方合作——企业除了追求经济利益之外，还应该像公民一样承担社会责任、履行相应义务。

胡星斗：著名中国问题学专家
杨 涛：社会学者
盛大林：时评家
杨宏生：本报记者
效益“最佳化”而不是效益“最大化”
记者：提到“污染”、“矿难”、“毒奶粉”、“苏丹红”之类的字眼，您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盛大林：我首先想到的是，人类太不尊重生命了，对自己的同类怎么能这样不负责任呢？
胡星斗：我首先想到的是“利益”、“道德”与“社会责任”。
杨涛：我首先想到的是企业和政府的责任。企业是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存在，但一个企业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不能用危害社会的方式来进行，追求利润与造福社会，保持一种“双赢”的状态，企业才能有前进的动力。当然，“双赢”状态的形成，政府的监管是必不可少的。
记者：在讨论“企业公民”这个话题之前，我们是否应该首先澄清一下“企业公民”的涵义？
盛大林：有很多人对这个提法比较陌生，应该先解释一下。依我的理解，所谓“企业公民”就是指企业也应该像公民一样承担起各种责任和义务。
胡星斗：所谓“企业公民”是从“公民”一词演绎而来的。“公民”指能够了解和履行自己的权利和责任（包括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的国民。由此，可以界定“企业公民”指能够了解和履行自己权利和社会责任的企业。
记者：就“企业公民”这个概念来说，其侧重点是“企业”还是“公民”？
杨涛：在我看来，“企业公民”的概念，其核心在于“公民”。公民是法律概念，是宪法法律关系中的主体，公民在享有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企业公民”的提出，是要将企业视为法律主体，强调一个企业要有主体的意识，也要像公民一样承担社会责任，履行相应的义务。
记者：“企业公民”行为属道德范畴，还是法律范畴？
胡星斗：其行为既有道德范畴的事项，如捐赠、公益精神，也有法律范畴的事项，如破坏资源环境、制造假冒伪劣产品、使用童工、虐待工人等，还有道德与法律兼具的事项，如是否讲信用、尊重生命等。
杨涛：“企业公民”行为首先应当是法律范畴，企业在经营的过程中，强化对员工权益保护、环境保护和对供应链中上、下游企业提供公平的交易机会等等的“企业公民”行为，事实也是法律所规范的。当然也有许多“企业公民”行为，诸如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等等，并没有为法律所规定，这些可以说是属于道德范畴。
记者：“企业公民”的核心是“承担社会责任”。但是，企业“最大化赢利”和“承担社会责任”二者本身是否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
杨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从短时间来看，可能存在因为承担社会责任影响企业赢利，然而，从长远来看，企业如果只关注利润，不顾对社会产生的影响，这样的企业是不可能存在下去的。
胡星斗：所以，我不赞成使用“企业公民”一词，应当使用“公民企业”一词。片面地强调“最大化赢利”必然与承担社会责任发生冲突。“公民企业”的核心不是承担社会责任，而是利益最佳化。注意，我使用的是利益最佳化一词，而不是最大化，也就是说，企业应当在社会责任、利益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利益最佳化本身就是承担了社会责任，为国家增加了税收、创造了就业、生产了优良商品、提升了人民的生活水准。
某些企业的公民意识严重缺失
记者：您认为现阶段我国本土的“企业公民”是什么状况？是很普遍，还是极少？
杨涛：我国本土的“企业公民”是极少的，不过，这种状况也开始在改变，一些企业特别是合资企业正在起着榜样的作用。
盛大林：绝大多数企业意识不到自己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胡星斗：我国目前极少有“公民企业”，这与中国的公民意识尚未完全觉醒、公共精神不发达、公共道德沉沦是一脉相承的。
记者：商务部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王志乐说，一个企业大致会经历三个发展阶段：纯粹挣钱、追求规模与“企业公民”时期。今天中国的绝大部分企业仍停留在第一阶段，一部分企业进入第二阶段。基于此观点，您认为，就目前而言，呼吁我国普及“企业公民”意识，是否超前？
胡星斗：他的三阶段说基本上是准确的。第二阶段应为追求控制力阶段，包括追求规模、权利和控制力的扩大。中国的企业目前绝大部分处于前两阶段。但并不能说呼吁建立公民企业就超前了，因为社会发展需要目标指引，健康的发展更需要优秀的企业。
杨涛：的确，现阶段中国企业的发展的不充分，给我们普及“企业公民”意识带来阻碍，但是，在一个全球化的市场中，面临更激烈的竞争的环境下，在资源紧张、环境恶化以及贫富分化等等背景下，我们不能等到企业发展充分了再去提“企业公民”意识。
记者：我国为什么缺失本土“企业公民”？
胡星斗：我国缺少“公民企业”，一是企业发展还没有进入高的境界和阶段，二是社会公民意识不发达，公共精神缺乏，道德沉沦。
杨涛：一方面的确跟我们市场经济发展的时间不长、企业经济实力普遍不够强有关；另一方面，跟企业家本身的人文关怀素质不够以及非政府组织数量不多，且参与公众事务决策的机会仍然非常有限，并不足以形成制衡力量有相当关系。强调非政府组织的行为对企业的制约非常重要，这有助于企业在多方博弈中自觉履行“企业公民”行为。在西方，人权组织、劳工组织、环保组织等组织对企业形成制衡，对“企业公民”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
记者：今年5月10日，在“国家环保总局挂牌督办九大环境违法案件”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环保总局环境监察局局长陆新元说：“受《环境法》制约，企业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执法成本也高的现象没有得到根本扭转。”“守法吃亏”使一些企业形成“宁可受罚也不愿治污”的行为习惯。正如一家企业负责人所说：“我们宁可继续生产也不愿治污，大不了继续受罚，反正环保罚款的钱远远不如停业整顿的损失和环保设备的购置维护费多。”您如何评价这种现象？
胡星斗：是呀，法制、制度不完善，也是“公民企业”缺少的原因之一。必须完善制度和法律，加大执法力度和惩处力度才行。
记者：一些地方政府考核企业的标准往往是企业经济规模，是经济增长点，是税收。地方政府为追求“政绩”不惜牺牲环境，招商引资时降低门槛，新建项目时擅开“绿灯”。对于企业的问题（比如矿难、污染等），地方政府往往是压着、捂着，生怕影响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您如何评价地方政府的这种行为？
胡星斗：某些不正确的政绩制度确实成为企业“不公民”的原因和保护伞。所以说，完善制度，确立法治，建立能够代表矿工、农民工和广大工人利益的工会以制约老板、地方政府的错误行为，也是关键。
杨涛：企业本应尽的社会责任被政府所掩饰，企业就没有动力从事“企业公民”行为，这样可能带来一时经济增长，企业却无法做强做大，而且带来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后果。
企业需要“人文意识”
记者：企业的“公民”意识不强，会产生什么后果？
杨涛：企业如果只顾追求赢利最大化，而没有“公民”意识，长此以往，环境污染严重，企业内部劳资对立，企业与弱势群体对立，企业外部生存环境恶化，企业将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社会也将因此受到极大损害。企业没有“企业公民”意识，企业的经营行为发展下去可能是与社会环境的“零和博弈”。
盛大林：企业缺乏“公民”意识会产生多方面的不良后果。从企业自身来讲，它会降低企业的美誉度，削弱企业长期发展的社会基础；从社会的角度看，它也会危害自身的安全。“公民”遵守社会道德和法律是为了别人，也是为了自己，如果别人都没有“公民”意识，那么每个人都不会有安全感。总之，企业的“企业公民”意识不强会危害社会的和谐与发展。
记者：就目前而言，我国“企业公民”得不到普及，责任在谁？谁应该承担普及“企业公民”意识的责任？
胡星斗：责任一方面在政府，一方面在企业家的素质和企业本身，另外，还有社会、文化的因素。没有公民社会，哪会有公民企业？没有公民文化，国民普遍自私、狭隘、惟利是图，那么企业家的素质也就高不到哪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