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法院人民法官现状及思考

许蕊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法治观念的不断增强，人们对法治关注的重心已从立法转移到了司法，“司法公正”成为人们最关心、关注的问题。“对正义的实现而言，操作法律的人的质量比操作法律的内容更为重要。”在这样的背景下，最高法院提出了法官职业化建设的改革决策，期望以此建设一支具有较高职业水平的专业化的法官队伍。客观地说，法官职业化建设的改革调，是对司法主体之于法治重要性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也是司法改革向纵深发展的必然产物。
　　任何改革必须面对现实，也必须满足具备一定的现实条件。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必须满足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法官职业是否有足够的优势留住或吸引社会高素质人才。如果缺乏这一条伯，法官职业化建设必将丧失必要的基础。建设一支高素质法官队伍的目标必然落空。然而，从总体上来讲，在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的过程中，法官职业并不现实地具有前述条件。近年来，大部分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基层法院招考本科法律毕业生因报名人数不够无法开考现象时有发生，甚至最高法院招考高级法官也是应者无几，同时，基层法院还面临着经验丰富、资历深厚而年龄偏大的法官离休或退休，年青人员又很难通过司法考试成为法官的现实问题。这种现象如任其发展，将严重的影响我国的司法制度改革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进程、步伐。
一、基层法院法官现状
　　我们的各级法院确实有一些高素质的法官，我们有些法院，特别是高级法院或经济发达地区的法院，吸收了一批普通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或硕士、博士毕业生，他们有着坚实深厚的法学理论基础，经过一段时间的司法实践，积累了丰富的审判实践经验，能够熟练地运用法律和法学理论解决审判实践中遇到的各种法律问题，已经成为各级法院的中坚和骨干。但遗憾的是达到这样标准的法官所占的比重并不高，整体上是经济发达的地方优于经济欠发达的地方，上级法院优于下级法院。
　　基层法院普遍存在干警学历层次偏低，人员素质不高等问题，与审判工作的高标准严要求不相适应，具体体现在：一是中立、公正、独立、民主、效率、公开的现代司法理念的尚未真正确立；三是法律知识及司法技能的滞后，知识更新较慢，法学理论水平不高，不能透彻理解新颁布法律、司法解释的精神；素质较为单一，大多数只能从事某一类案件的审理；调研能力不足，难以应对审判工作的新发展。基层法院的法官选任也面临较大压力，贫困地区的基层法院对大学生的吸引力明显不足，有的基层法院虽招录了较为优秀的法律毕业生，但因硬件设施落后、工作环境不佳、福利待遇较低等原因而留不住这些难得的人才。如笔者所在地区的某基层法院2001年从政法院较选拔的三名优秀毕业生，到法院工作不久便有人脱颖而出，有的还在全国法院学术讨论会中获奖。但由于物质条件过于清苦，三人中且人离开法院到该县县政府工作，一人已离开当地拟赴沿海地区从事律师行业，另一人也准备回原籍发展，基层法院留不住人才的现象实在令人堪忧。统一司法考试保证了法官准入标准的高起点，但从前两届司法考试的情况来看，基层法院通过率难如人意，东部发达地区的通过情况明显优于落后地区。另一方面，部分通过司法考试并有志于法院工作的你才又因进入渠道不畅通而不能及时补充到法官队伍中来。有人曾这样形容基层法院队伍的现状：该走的走不了，该来的来不了，来了的还要走。
　　那么除了一线法官外还有哪些人具有法官职务呢？目前在法院内部的档案、政工、后勤等部门存在一些“不办案的法官”，此外，集审判职业与行政职务于一身的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由于职务所承担的行政管理、工作协调等行政事务相当繁重，办案数量极少。因此一线法官只占一个法院编制人数的一半左右，却承担了几乎全部的审判工作，难怪会不堪重负，法院还总感人手不足。
　　一方面是法院总数目庞大、待遇难以大幅提高的财政难量题，一方面是案件积压、办案法官不堪重负的现实困难，两者的矛盾已经日益凸显，成为制约审判工作发展的瓶颈，影响了办案质量和办案效果。繁重的工作和不相称的待遇造成的后果就是一线法官的大量流失。
　　有的因为职级待遇长期得不到解决而到党政机半另寻出路。特别是2002年实行统一司法考试后，出现了一个怪圈，即通过公务员招考进法院工作的人，很难通过司法考试，不能命为法官；已通过考试的人又不愿意报考法院当法官，而宁愿当律师；已经在法院工作的人，则又被其他单位调走。法官流失现象不仅仅限于西部地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万鄂湘在2005年政协分组讨论会上给出了一个惊人数字：近年来我国共流失法官1.6万人。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法官待遇偏低，使业务人才流向其他领域。人才流失的后果就是法官群体的素质难以提高，审理案件的质量缺乏保证，不能满足群众的要求，形成待遇低—人才流失—素质低的恶性循环。
　　或许有人会说，我们的法官大多数已经是大专以上学历了，你那么说，是不是夸大其词？不可否认，我们的法官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比例是呈逐年上升的态势，有的法院已经达到了80%或者90%以上。我们也习惯于用我们的法官通过参加了什么业余学习，获得了什么文凭，大专以上学历占法官总数的百分比来证明法官素质的提高。如果单从数字看，法官的素质还是说得过去的。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应当看到这些80%或90%以上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法官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是普通高等学校的毕业生。其他大多数是参加工作以后在职参加业大、自考、函授、刊授等毕业的，当然其中也有一少部分人通过这种方式的自学掌握一些法律知识，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学历教育的功利性。大部分人是为文凭而学习，而不是为知识而学习。审判实践中我们的一些法官尽管具有这样那样的文凭，却弄不清复杂的法律关系，审起案子来是语无伦次，大白话充斥庭审，撰写的审理报告、判决书千篇一律，语言逻辑不清，让人看了不知所云。可见这种业余的学历教育对学员业务素质的提高是十分有限的，法官整体的业务素质并没有产生预期的飞跃，文凭和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
　　在下将法官分为“办案的法官”和“不办案的法官”。这种分类方法很明晰嘛，在下就是一名很想办案，但就是办不了案的“不办案法官”。“办案的法官”又分为行使不同类型审判权的法官，也就是所在审判庭的不同。几年前，法院当中是存在所谓热点部门的，如有一段时间经济庭是很热的部门，之后是刑事庭很吸引人，而执行庭（局）一直是很多人向往的部门。法官们争先恐后的要到热点部门工作，院领导很为难，于是曾经出台过热点部门的法官三年就要轮换的规定，主管领导也要随之轮换，说白了“便宜也不能总让一个人占呀”。“不办案法官”主要是综合部门、行政部门以及人事部门等，这类法官美其名曰是领导们要培养的对象，但事实上能够晋升的只是极少数，余下的多为年龄大而混日子的人。以上的分类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在法官队伍内部，人为地造成了一种不平等，存在着对审判权可以获得各种利益的不正当追求。最终损害的还是当事人的利益。
基层法院人才流失的原因分析
宏观原因：
　　1、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为人才流动提供了成熟的社会条件。市场经济体制，实质是社会资源包括有形的物质资源和无形的智力资源最大效益化配置的一种机制。这种机制的最基本方式便是竞争。它通过竞争使各种社会资源向效益优势的领域流动和汇聚，以充分激活和发挥社会资源的潜能，从而达到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在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最初在经济领域形成了有形物质资源的竞争，促进了物了加速流动。随着竞争的加剧，人的主体地位逐渐受到尊重，市场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竞争的认识得到普遍认可，人才流动不再被视为离经叛道，自主择业的观念深入人心。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过去些阻碍人才流动的樊篱逐步被撤除，住宅商品化、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社会化等一直拴着人才流动的锁链逐步被解除，单位对个人的控制能力基本消失，而户籍制度改革又打破了阻碍人才流动的最后一道坚冰，人才流动日益简便，促进人才流动的社会条件基本成熟。
　　2、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形成了人才流动的内在动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污染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日益呈现多元化，最大程度实现自我价值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在这种意识支配下，每个人对自我价值的实现都会形成一定的预期，并将自己的预期与实际所得到的进行比较的权衡。当其预期与其实际所得差异很大时，他就会考虑更换职业、岗位或以其他方式去实现其心中的预期，尽管在某些情况下他的预期并不合理、不切实际，但这是他自己的想法，外界很难去改变。同时，人才流动本身也是人才增值的一种方式，通过流动，确实可以促进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一旦存在外在诱因，人才流动成为必然，因为个人的内在动困是他人无法控制的。
　　3、地区、职业和单位的差异构成了人才流动的强力磁场。首先，在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历史基础、政策倾斜、地理环境等多方面困素的影响，各地发展极不平衡，同时在财政、收入分配机制上，中央与地方实行分税制，经济发展状况又直接决定财政收入状况，崦财政收入状况往往又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这种经济发展与财政收入的循环中，造成了各地区发展的差距不断扩大。其次，由于种职业和单位的性质不同和单位的工作人员取得报酬、个人发展的空间也有所不同，有的甚至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经济发达地区、前景看好的和单位在人才竞争中具有压倒性优势，成为吸引人才流动的“低洼区”。
微观原因：
　　1、法官职业收入较低。我国法官法对法官工资保险福利作了专门规定，但这种规定过于原则，实际上成为无法兑现的“水中月”。从整体上看，法官与国家公务员的工资基本处在同一水平。由于各地经济发展状况不同，工资构成中的基本工资、津贴、福利则相差悬殊。即使在同一地区，法官的收入远远低于工商、税务、国地资源等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收入，更难以与电力、电信、通讯、供水、金融等企业工作人员相比。与类似职业相比较，作为同属政法部门的政法委、公安机关，其警衔津贴大大高于法官津贴，并有财政保障，而法官津贴虽然标准低于警衔津贴，人员数量少于警察，但该项经费必须由法官自己想办法解决。客观地说，国家对法官素质的要求高于其他职业，而在收入方面却低于其他职业，而在收入方面却低于其他职业，两者的反差极易造成法官心理的不平衡。在该市大多数基层法官，法官的月收入基本在1000元上下，个别县法官还达不到这一标准。经济的窘迫，促使一部分法官通过改变职业或岗位的方式来发送自己的经济养廉史。有一名法官，父母兄弟都在农村，微簿的收入除料理自己家庭外，还需不时接济农村的父母兄弟。当谈到转换职业的初衷时，他不免有些激动：“我就是奔钱才走的。我那几百无的工次，比不上一个小学未毕业的农民工。父母省衣缩食供我读大学，在我该回报父母的时候，我却常常为钱焦头烂额。当法官太寒碜了！”
　　2、法官政治待遇低。目前法院工作人员的级别仍然套用党政诉模式，法官等级虽然存在，但既未体现为经济待遇也未表现为政治待遇。相对于党政部门来说，因与政治待遇给予的机关或决定人距离太远，法院工作人员在职务上提升的机会太少，在政治方面发展的空间过于狭窄，在获取同等政治待遇上的能力处于天然的劣势。基层法院的一名法官，要解决副科级待遇，不仅要在工作上有突出的业绩，更重要的取决于天时人各，可谓“功夫在诗外”。而在党委、人大、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获取相应待遇的机会极多，一般只要担任内设机构正副职，即可解决副科乃至正科待遇。即使同为政治部门，公安机关派出所所长在多年前一经任命就可解决副科级待遇，而法庭州长解决副科级待遇才刚提上日程。一些无法调往外地、又不愿冒辞职风险的30岁左右的法官，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往往乐于转往党政部门，以期取得相应的政治待遇。
　　3、法官缺乏身份保障。我国法官法第八条规定，法官“非因法官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被免职、降职、辞退或者处分。”尽管有关规定十分明确，但地方党政部门并不买账，违反法官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对法官免职、降职处分的情形时有发生。主要表现为：一是将法院作为一般行政服务部门，将法官视为一般公务员，列入当地行风评议、末位淘汰等范围，一理有投诉，不尊重司法职业的规律和司法行为的特点，随意降、免、调法官。二是一些拥有监督权的机关，偏听偏信捕风捉影之类的指挥，轻率启动对法官的调查程序，大有不查倒法官誓不罢休之势，可最终结果证实，法官的行为并不违法，也无不当。三是机构改革中，地方人事部门无视法官法的规定，在法官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以执行精简人员政策为名，违背法官意愿，强行免除法官职务。这种集体性、政策性违反法官法的现象，竟然没有受到任何质疑，说明 了法官法在执行中未得到应有的尊重，也印证了法院在现实政治框架中的较低地位，更表明了法官身体缺乏应有的保障。
　　4、法官承担过重的职责。“法官除了法律没有别的上司。”马克思的经典论述说明了法官只对法律负责。然而，现实要求法官行使职权必须体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否则，即使适用法律正确，也难逃其咎。由于社会效果的内容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往往成为外界干扰法官办案的正当理由，甚至成为某些人实现私利的合理根据。在此情形下，法官面对案件，除了考虑法律的规定外，还必须考虑双方当事人的接受程度乃至一些案件之外的背景因素。甚至在某些案件中，法律是否得到准确运用倒在其次，法官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愿作出裁判结果，这一点，上方面限制了优秀法律人才的个性发挥，使之难以脱颖而出；另一方面也在整体上降低了法官职业在专业知识上的挑战性，法官的人才在现实的磨砺中逐渐平庸化。一位在职法官指出：目前的司法环境状况，无形中给法官增大 了工作压力，而这种压力是无法通过自身努力去化解的。也许不断积累的压力，是法院人才流失的一个重要因素。
　　5、法院内部管理过于行政化。首先，我国长期以来将法官作为公务员、国家干部看待，在政治待遇、工作待遇上套用党政机关的行政管理模式，评价一名法官事业成功与否，主要以其职务和职级的升迁为标准，使得法官的价值取向于政治化。在法院难以得到升迁的情况下，转而谋求调往其他一些较易升迁部门的大有人在。其次，法官独立的观念未得到认可，法官在实际办宁中难以体现应有的独立性。在职权行使上，法官不仅受到外部干扰，而且在内部请求审批过多。对一些疑难或影响较大的案件，层层审批成为必经程序，独任法官或合议庭几乎没有独立决定的权力。这样，法官只是一个案件承办人，无法作出真正体现自己意志的判决，也就无从体会到通过自主审判来推动社会进步的内心满足感和成就感。
6、法官职业入门条件提高。2001年修订的法官法，将担任法官的学历条件从大专提高到大学本科。在具体实务操作中，法院系统还加强了对调入人员的管理力度，除坚持《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政法干部队伍建设的决定》中确定的“凡进必考”原则外，还出台了《关于加强任命法官管理工作的通知》，对法官任职的审核程序进一步细化和严格。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一大批不符合法官任职条件的其他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复员转业军人被挡在法官职业外，形成了调入人数与流出人数“入不敷出”的表征；另一方面，符合法官任职条件的人员，其优良的素质与其挑逃职业提供了资本，法院尤其是经济不发达地区法院对他们没有足够的吸引力，这是高素质人才进入法院少的深层原因。
对策：
　　人才流动是任何一个现代文明社会的必然现象。人才的合理流动，既是对人的价值的尊重，也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但目前基层法院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法院人才流动的状况，已超出了人才合理流动的范围，并在一定程度影响了法院工作的发展，亟需引起高度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解决。然而，解决基层法院人才流失的问题，必须密切结合中国实际，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尊重人才流分理处的合理诉求，体现司法职业特性，符合法官职业化建设的目标。否则，人才流失的问题得不到根据解决，反而会衍生更多矛盾。
　　大力推进司法体制和改革，凸显法院职业社会地位。
　　一是切实提高法官职业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司法是实现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理解、尊重和维护法官职业的地位和权威，是实现社会公正的前提，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对这一点只有在全社会（包括领导决策机关）形成共识，才能正确定位改革目标，顺利推进改革进程。
　　二是强化职业保障。要切实完善制度，建立独立的专业性的法官考评管理委员会，明确限定调查、追究、罢免法官的法定事由，科学设置监督法官的程序，确立法官司法豁免制度，不因实现原因所致裁判错误而使法官受罚，实现对法官考核、任免、调查、追究、处分等事项的专业化、程序化、法治化，依法保障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免除法官行使职权的后顾之忧。
　　三是合理提高法官薪酬。收入是一个人劳动价值的具体表现，没有合理的工资收入，要求法官始终如一地正确行使生杀予夺、万金归属的职责，那完全是违背人的基本需求的道义苛求。这种苛求，要么使法官走向腐败，要么使法官挂靴而去，更可能使建立高素质法官队伍成为一句空话。在精简法官数量的基础上，合理提高法官经济待遇，确保法官享有与其身份、地位相符的尊荣，是留住人才、凝聚人才、吸引人才的基本措施。
　　四是淡化审判管理的行政色彩。在提高法官素质 同时，要深化审判组织改革，逐步扩大法官的审判权限，全面落实合议庭的独任审判员的职权；转变院长、庭长和审判委员会职能，将工作重心从审批、讨论具体案件移向宏观指导和审判管理；遵循审判规律，改进监督管理方式，既保证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又切实防止司法恣意和司法腐败。
强化激励机制，建立良好的用人环境。
　　一是完善考核制度，实现考核的科学化和客观化。要根据法院工作的特点，按照审判工作的规律，结合法院工作任务和人员实际，科学确定考核指标和考核标准。实行日常考核与年考核相结合，吸收法官代表参与考核，定期公布考核结果，并以考核结果作为使用人才的依据。
　　二是完善竞争机制，形成正确的用人取向。要坚持“公平、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择优选拔、择优使用各类人才。要通过竞争感到一种能者上庸者下的用人机制，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破除人才使用论资排辈、平衡照顾的观念，使人才既看到希望，增强上进的动力，同时也感受到应有的压力，真正认识到靠水平、靠能力、靠业绩发展自我，在奋斗中实现个人的价值。对不胜任现职的人员，要做出必要的调整；对工作业绩突出、群众公认的法官，要大胆使用，委以重任，让他们在重点工作岗位上得到锻炼。
三是完善奖惩机制，真正体现人才的价值。在科学考核、合理使用的基础上，要根除平均主义思想，建立起完善的奖惩制度，实现奖勤罚懒，奖能罚庸，奖优罚劣，使人才的价值得到充分体现，使人才的潜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从而形成用人机制的良性循环。
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
　　一个和谐的人际环境，一个积极进取的团体，一个通畅的交流渠道，是一个良好的工作氛围应具备的基本因素。良好的工作氛围，在某种程度上比金钱更能留住和吸引人才。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是关键。当前，谈起政治思想工作，人们往往不能为然，认为政治思想工作是务虚，起不到实际作用。其实不然，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是以感情留人的重要方式，应当予以高度重视。
　　一是建立通畅的信息交流和反馈渠道。政工部门要经常性地与工作人员进行交流与谈心，及时了解他们对法院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并予以归纳，呈院领导或院党组决策时参考。在制订有关决策前，政工部门应以适宜的方式，征求法院工作人员的意见或建议，并将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体现在决策内容中，使他们真正成为法院的主体。
　　二是实行人关怀。政工部门要及时了解掌握全院工作人员的工作情况、思想状况、生活条件和家庭困难，对他们的成绩予以充分肯定，对他们的缺点善意指出，对他们的困难尽力帮助，使他们形成强烈的集体感，感受集体的关怀与温暖。
　　三是加强法官文化建设。要利用各种渠道和方式，充分调动和发挥干部管理部门、行政管理部门、党支部青工妇组织的职能作用，和资深法官、高学历人员的资源优势以及先进人物的典范作用，教育、引导法官树立和培养正确的职业理念、职业思维、职业信仰、职业操守和职业价值观，坚定法官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实现全社会的公平正义的信念与追求。


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 许蕊
遏制校园凶杀案的法律思考

洪碧华


[内容摘要] 2010年接连发生的校园血案让人揪心。生命不保，何谈教育。中央领导非常重视，公安、教育等部门迅速行动起来，切实加强校园安全防范，严防类似案件再次发生。文章介绍今年3-5月发生的校园系列血案，分析产生校园杀人事件的主要成因，探索加强校园安全防范的具体措施，以遏制校园屠童案的发生,创造稳定良好的教学环境。
[关键词] 校园；凶杀案；法律思考


　　近期接连发生的校园血案让人痛心。胡锦涛、温家宝等中央领导多次作出批示，要求切实加强校园安全防范，严防类似案件再次发生，全国各地有关部门迅速行动，构筑保护校园的安全屏障。公安部部长孟建柱日前疾言：“要严打严防犯罪，使犯罪分子不敢和不能对孩子下手。”中国警力以前所未有的密度和频率出现在各地校园。 校园安全问题已摆上重要议事日程。我们除了表达对死者的哀思和伤痛以及对凶手的痛恨以外，更应该分析校园血案的原因以及探索有效的解决方法。
一、2010年校园系列血案
　　从3月23日到5月12日不足60天的时间里，全国各地小学、幼儿园里频出凶杀案，数十名儿童被砍伤或杀死，那些如花的生命瞬间逝去，无辜的孩子承担了太多的痛苦。请看下面一组典型案例：
　　案例一、2010年3月23日早上7点24分，福建南平实验小学门口发生一重大凶杀案。造成死亡8人、重伤5人的严重后果。嫌犯郑民生当场被抓。司法机关迅速启动程序，4月20日第二审维持死刑判决，罪犯郑民生被枪毙。
　　案例二、2010年4月21日16时30分左右，广西合浦县西场镇西镇小学门前约400米处，杨家钦用菜刀连砍7人，造成一名8岁男孩和一名80岁老妇死亡，另有两名小学生，一名学龄前女童及两名村民受伤。
　　案例三、2010年4月25日15时，陈康炳混入广东省湛江雷洲雷城第一小学，持刀砍伤15名学生和一名为保护学生而与歹徒搏斗的老师。
　　案例四、2010年4月29日，江苏泰兴，徐玉元在幼儿园内持刀砍伤32人。
　　案例五、2010年4月30日，山东潍坊男子王永来骑摩托车携带铁锤、汽油，强行闯入尚庄小学，用铁锤打伤5名学前班学生，然后点燃汽油自焚，王永来被当场烧死，5名受伤学生目前无生命危险。
案例六、2010年5月12日上午8时，陕西省南郑县一民营幼儿园又发生一起砍杀幼儿事件，致使7名儿童和2名成年人死亡，另有11名学生受伤，嫌犯吴焕明行凶后返回家中自杀身亡。

二、产生校园凶杀案的主要成因

（一）校园杀人事件只是表象，社会问题才是根本

1、校园一系列的恶性事件的背后隐藏者深层次社会问题。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连续发生六起校园暴力事件，杀人凶手有社区医生、乡村教师、无业市民，他们生活在社会底层，经济状况较差。是生活的压迫，还是道德的彻底沦丧，是社会的不公，还是良心的泯灭。郑民生在庭审中的自我辩解固然荒唐，但也确有值得反思的一面：“我本来是个本本分分的人，但是我工作没了，所有人都在笑我。”他一再强调自己之所以会犯案是因为人情淡薄，社会冷漠。由于失业导致生活困难，买不起房子、讨不起老婆。有评论指出：“郑民生被判死刑之后，南平也要自我审判。”这不是危言耸听。
2、犯罪专家认为，在特定的情况下，犯罪是有传染性的。一种犯罪发生后，这种犯罪有可能被仿效而形成复制效应。潜在的罪犯从别的犯罪中受到启发，从中去发现，研究作案方式和作案手段。在现实中，并不乏因情感、就业、权利等难以自持理智的人，心理一旦失控，很容易出现极端行为。校园屠童的仿效，如果简单用“巧合”两字来概括未免天真。事实上，郑民生的弑童案是这些雷同血案的导火索，模仿者们看到的是一种报复社会的手段，想以此来引起社会的关注，并且不惧司法钳制。血案凶杀的惨烈，并不能掩盖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清醒规划和模仿痕迹。把地点选在校园，这本身就暴露了自身的清醒，狡黠地混入校园，更是表现出相当的机智，所以基于这些推断，凶杀是有正常的自我意识，并非精神病患者。面对各方压力，他们心理承受能力差，几乎近于崩溃。
3、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轨变型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贫富差距继续拉大。有一部人先富起来，但没有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不是被带动，而是遭歧视，社会人情冷漠，对弱势群体缺少必要的关怀。也没有良好的社会保障，使得一部分人对生存产生绝望，对社会心存不满，长期的压抑很可能因为某一个小事或者突发事件，而最终因“个人仇恨”去报复社会。
（二）恶性伤害事件为何选择在校园
1、校园安全保障有限，特别是一些小学及幼儿园教师少，没有专门的保卫老师及专业保安。同时学生年幼，自保能力差，师生是弱势群体，校园是薄弱环节，伤害事件容易得手，这就使得小学及幼儿园成为歹徒首选攻击目标。
2、学校是一个特殊的教育机构。校园事件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和舆论效应都是其它事件所难相比的，同时因其具有易得手等特点，很容易成为怀有特殊目的者的攻击目标，这次是郑民生，下次就可能是林民生、陈民生或者是恐怖组织，这不是危言耸听。
3、学校上课时间固定，学生入校时人流量大，不便疏散，同时校方对一些社会人员的混入也不能很好防止，加上平时对人员进出管理不够严格，常有校外青年、收破烂的，甚至有不法分子混入校园。
4、部分地区教育及其他机构仍不够重视，对未发生的安全事件总以为不会发生，疏于防范，松于管理，麻痹大意，连基本的安全人员，安全措施及应急方案都没有，更不谈定期的安全检查等。
三、加强校园安全防范的具体措施
惨案发生后，痛定思痛，都认为体制不健全，规章制度急待完善。应对校园突发事件最好的办法是预防。法学专家建议立法机关加大立法力度，把《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方法》上升为《学校安全法》，以提升保护师生安全和强化责任的法治威严，校园内外均应加强专业保卫力量及其电子监控等硬件设施。
（一）加强警力保护，强化校园安全
1、各级公安机关要增强责任心，特别是校园所在地的辖区派出所要切实承担起校园安全保卫工作的责任，把校园和学生列为重点保护对象；
2、各分局、派出所要对校园、幼儿园周边的治安情况进行认真分析研究，掌握治安状况；
3、各级公安机关，特别是辖区派出所和交警部门要立即行动起来、采取强有力措施，首先加强校园周边治安秩序的维护，特别是孩子们上学、放学高峰时段要配备足够的警力，维持好学校周边的秩序；
4、综治副校长要加强对学校、幼儿园安全保卫的教育指导工作，包括人防、技防、物防的指导；经常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学生的法治理念、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5、加强对精神病患者的管控和各类社会矛盾纠纷的排查、化解工作，防微杜渐，把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阶段；
6、严厉打击侵害师生、儿童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对侵害校园和师生权益的刑事治安案件进行严厉打击，实行优先立案、快侦、快诉。同时，加强学生的安全防范知识宣传。
（二）加强校园管理，完善各种安保措施
1、安全第一，安全工作是学校各项工作之首，要防控事故发生，就必须严格管理，把各个环节管实管细。在原有的校园安全措施下，进一步规范“校园安全措施”，坚持“谁主管谁负责”原则，第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校长作为法人代表、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担负起责任，保一方平安。实行校园安全综合治理，“一票否决”。层层抓落实，责任具体到各个班主任和科任老师。做好上午、下午的集队放学工作，所有学生由教师集中带队全部离开校园。由学校给每一位家长下发《小学安全管理通知》，让家长共同参与学校的安全管理工作。有条件的家长可以报名充当志愿者，配合学校老师轮流值班把守校门，协作学校做好安全保卫工作。
2、加强门岗管理，要求所有教师进出校园必须佩戴上岗牌。严禁闲杂人员进入校园，家长或到校办事人员进入校园，必须持有“小学进入校园通知单”或行政领导通知，必须出示身份证明，进行实名登记，方可进入校园。家长给孩子送学习用品、衣服等物，由门卫负责登记转送到学生手中。每天的行政带岗领导，要严格遵守带岗制度，做好当天的安全巡查工作。班主任每天都要把安全情况汇报给带岗领导，并由学校汇总报告县区教育局。加强上下级信息沟通研判，共同应对突发事件。
3、建立完善预警机制。建立预防校园暴力工作预案,并根据预案组织开展以预防校园暴力为主要内容的应急演练,通过模拟演练,提高学生的防暴、逃生技能,增强防范校园暴力事件的可操作性。还要采取多种途径对学生开展预防校园暴力、预防自然灾害、交通安全、食品卫生安全、防溺水、防火、防盗、防拥挤踩踏等安全知识的主题教育。
4、进一步做好法制宣传工作，提高广大师生的法制意识、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加强法制单位、社会、家庭与学校的互动，同心协力维护校园及其周边环境的安全，由当地政府牵头，协调公安、工商、卫生等部门整治周边环境，加强对歌舞厅、录象厅、网吧和发廊的管理，共同营造平安和谐的社会环境。
（三）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完善社会公平制度
遏制校园的恶性事件，最根本的是加大纠纷排查力度，及时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理顺干部和群众的关系，进一步消除社会腐败现象，依法公正处理问题。
1、各级公安机关要深入校园及周边社区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对可能影响学校安全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向上级报告并通报有关部门，紧急情况下，当地党委政府有权采取应急措施，处置突发性事件；对可能威胁社会治安的高风险人员和危险物品，进一步落实严管严控措施；积极协助有关部门认真解决好社会闲散青少年入学就业等问题，从源头上减少涉校违法犯罪活动的发生。
2、解决强行拆迁问题。为了社会公共利益需要，国家有权依法征收征用公民的房屋土地，但要给以适当的补偿。在没有足额支付补偿费之前，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应当遵守《侵权责任法》和《物权法》的规定，不能强行拆迁、违规暴力拆迁，否则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3、正确处理群体性上访事件，把群众的矛盾处理在萌芽状态。许多上访事件，都是群众在基层解决不了时才会越级赴省进京上访。如果我们的基层干部能秉公处理群众的纠纷，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信访不信法”上访户。群众利益无小事，不能到出了命案，一大群的警察、地方干部才出面处理，更不能有干部直接侵害群众的利益。各级政府不能总是把上访的事件发回原单位处理。更不能把上访群众当作精神病人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