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复议制度与观念冲突之我见

熊伟


　　自1991年1月1日《行政复议条例》实施以来的十余年间，行政复议工作除了《行政复议条例》和《行政复议法》实施之初稍微“热”一点外，长期以来多数地区皆是门庭冷落，无人问津。且不说普通老百姓不了解行政复议的性质和作用，就连行政机关领导也很少过问这项工作，见诸于新闻媒体的行政复议工作消息报道更是寥寥无几，难怪乎曾经有人认为行政复议制度功能萎缩，名存实亡。但是，这项制度对于限制行权的过分膨胀，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护公民、法人和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确实有着其他制度无法替代的潜力和作用。因此，1994年10月9日，国务院对《行政复议条例》进行了修改，1999年4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又将原行政复议条例上升为行政复议法，2007年5月23日国务院根据《行政复议法》制定了《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特别是2006年12月全国行政复议工作会议对行政复议委员会试点工作作出具体部署后，行政复议工作根据中办、国办《关于预防和化解行政争议健全行政争议解决机制的意见》，积极探索符合行政复议工作特点的机制和方法以来，行政复议工作犹如枯木逢春，即将翻开其崭新的一页。新时期行政复议工作如何去旧鼎新；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其生命活力问题，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行政复议制度与社会大众现实观念存在的不兼容问题作一些深层次的探讨。
　　
一．行政管理的规范化催生行政复议制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巨大的变革，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改革也逐步展开。1979年至1989年的十年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颁布了60余部法律，国务院制定发布了600余项行政法规，国务院各部委和省级人民政府还制订了大量的规章。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在提出改革的目标和任务的同时，强调“法制建设必须贯穿于改革的全过程”。实践证明，法制的建立既可使改革的成果得到巩固，又在为改革试点提供规范化的前提下促进新政策的出台，逐步形成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新规范。
　　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换和发展，以及新的经济体制的确立，必然要求政府行政管理职能的转变，于是政府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管理社会事务，便成为政府实现行政管理的主要措施。在政府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社会事务方面，政府通过立法，制订了大量的行政管理规范，行政执法部门，遵循行政管理规范，实施行政管理，必然涉及管理相对人的权利和义务（主要是经济利益），一旦管理相对人认为其利益受到行政机关侵害，自1990年10月1日起可提起行政诉讼；1991年1月1日起便可申请行政复议。
　　从立法上讲，这似乎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建立了一个第三方公正调处的平台。然而，十几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个平台的作用与设计时的初衷相去甚远。
　　
二． 行政复议因与行政诉讼过多的雷同性，其作用正逐渐被信访制度所取代

　　《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的立法宗旨都是以监督、保障和救济为目的，换言之也叫做“保护弱者”。公民、法人和社会组织相对于行政机关（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处于弱势地位。行政机关作为行政法律关系中的行政主体，依照国家法律、法规（规章）的授权，独立行使行政管理权，无需征得管理相对人的同意。如果，这种行政职权行使不当，又没有给行政管理相对人“评理”的渠道，势必叠加逆反情绪，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危及政权的巩固。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平台的设计者，试图通过这个法定的、程序性的、公正的平台解决那些管理相对人认为侵犯其合法权利的“不当行政行为”。然而，行政复议仍属雷同于行政诉讼式的准司法程序。一般老百姓不熟悉，行政机关也不喜欢。现在老百姓对管理者有意见，要吗走信访渠道；要吗走极端，引起新闻媒体重视，从而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也就是说，信访和媒体已成为解决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矛盾纠纷的主渠道，而行政复议的救济渠道正在逐步被边沿化。程序性、对抗式、复杂化的行政复议纠纷处理平台几乎是门可罗雀。

三． 行政复议制度的设计基本沿袭西方国家“三权鼎立”的司法制度，缺乏在我国实施的社会基础。这种社会基础既包括社会意识，也包括社会体制

　　从社会体制入手来考察行政复议制度，不难发现其权力制衡原则、司法最终监督原则、法制统一原则等等，在我国实施起来与西方国家有着大相径庭的情况。比如，司法最终监督原则，在我国的行政复议制度中叫做“诉讼终局”原则。由于行政复议绝大多数决定不能终局，必须受到法院的司法监督，而法院的行政判决虽然形式上二审终局，但并不能真正的终了，行政机关未执行二审判决，老百姓不按终审判决办事的案件不胜枚举。表面上是法院执行难的问题，实际上还是社会体制的问题。这种不能终局的原因还是与社会体制有关，因为在法院之外，还有信访程序，而信访包罗万象，即使法院判决生效，通过信访仍然可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问题，并且既不缴诉讼费，也不用请律师，还避免了繁杂的举证和调查，可谓简便有效。
　　不能否认“诉讼终局”原则，一当遇到“信访”则决不能终局。自然申诉、抗诉等司法程序更是形同虚设。所以，司法最终监督原则既不能使行政机关有效地处理问题，也不能实现其最终的权威性和确定性。
　　从社会意识来看，由于千百年封建意识形成的君臣思想、官本位思想以及近代世俗观念等在社会意识中的普遍性和顽固性。特别是纠纷最容易发生的群体—农村村民和下岗待业人员，其法制思想的缺失甚至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在这些群体中，现代法制理念与封建残余思想存在着激烈的观念冲突。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草拟《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立法调研中将1990年12月24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条例》实施后存在的问题归纳为，老百姓由于怕官，在对行政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的问题上往往是“不敢告、不会告、不愿告”，就是这种观念冲突的真是写照。有人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条例》从其出生时起，就决定了它先天的缺陷，之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仍然摆脱不了相同的命运。笔者认为制定这部法律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其运行的环境确实存在诸多问题。老百姓不敢告是一方面，行政机关在与老百姓对簿公堂的问题上也存在较大的思想障碍。无论是行政复议还是行政诉讼，行政机关很自然地把与管理相对人的关系视作“老子与儿子”的关系，在处理与管理相对人的纠纷时，往往是居高临下，不容置疑。一旦得知在复议或诉讼中与管理相对人平起平坐，行政机关多数都采取应付态度。尤其是行政复议决定作出后，申请人不服，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更让行政机关难以接受。实践中行政机关往往认为，行政复议中行政机关本来是裁判员。可是，一旦复议申请人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机关还要当被告，挨板子不说，“裁判”的权威扫地。所以，多数行政机关对待行政复议不是消极怠工，就是维持了事。理论界曾有人总结出行政复议的种种弊端，比如：管辖体制条块分割，复议功能弱化；机构缺少独立性，复议公正难以实现；黑箱式操作，复议公信力不高；受理缺少积极性，复议渠道不畅通；媒体宣传太少，公众认知度不够；组织和物质保障条件较差；综合处理案件的能力不强等等。这些原因归结起来，说到底，还是行政机关首长的法律意识问题，在深究下去仍然还是社会意识的潜在作用。所以，无能从社会意识，还是社会体制来讲，都缺乏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模式的生存环境，也就无怪其实施过程会出现种种问题了。
　　
四． 行政复议制度设计时对复议机关的角色定位不准，是行政复议功能难以发挥的主要原因

　　现行行政复议制度就如同古代角斗或擂台摸式的演化，一旦进入复议程序，当事人双方便通过举证、申辩、答复等形式竭尽全力进行争斗、对抗，最后总要分个“输赢”，谁败诉了，面子上都不好看。当然，在建国几百年的西方国家，由于其风俗习惯的不同，抑或是法制观念的普及，对这种争斗的评判大家早都习以为常。但是，在改革开放后行政法才刚刚起步的中国老百姓心目中，民不与官斗，官不与民争利；“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观念还是根深蒂固的。“民告官”、“打官司”，无论民还是官都会觉得伤和气，败诉一方还要承担相应的经济行政责任。老百姓走复议或诉讼渠道往往是万不得已，行政机关复议或应诉大都迫于无赖。复议或诉讼均不是“民和官”价值取向的主渠道，无论输赢最后都是耗时耗力，得不偿失。虽然，有人把行政复议当作“救济”渠道，视为解决行政纠纷的一种方式，但实际上由于行政复议基本上不能终局，缺乏权威性，其救济作用微乎其微。另一方面，行政复议机关的层级监督也因“裁判员”也要被“打板子”当被告，而很难发挥实际作用。救济没有权威，监督难以发挥作用。行政复议机关究竟是解决行政争议的“裁判员”还是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后援团”？行政复议法的设计者似乎并没有定位清楚。当然，行政复议功能就不能正常发挥。

五．修改行政复议法，确立行政复议的独特地位

　　2009年6月，四川省出台了《关于构建“大调解”工作体系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意见》，规定“大调解”工作体系由党委、政府统一领导，政法综治机构综合协调，司法行政、政府法制部门和人民法院分别牵头，有关部门各司其职，社会广泛参与，条块结合、齐抓共管、协调联动。《意见》确立了调解优先原则，在机制保障、突出行政调解作用，强调人民、司法、行政三大调解联动等方面有显著特点，走在了全国的前列。这种强有力的领导体系，自下而上的工作队伍，灵活务实的工作方法，不失为当前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新思路。行政复议工作完全可以在改革行政复议制度，修改行政复议法后，解决行政复机制软弱无能的尴尬问题，承担起化解行政纠纷的主要责任。
　　改革行政复议制度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要解放思想，突破不符合中国国情的行政法理论禁锢。在众多陈旧过时的行政法理论中，对行政复议功能影响最大的，当属“行政复议是二次行政行为”一说。该理论再与诉讼终局原则相结合，便形成了行政复议决定改变或撤销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的问题。按照这一理论的逻辑关系，复议机关在办理行政复议案件中，发现不当或错误的具体行政行为，则作出变更或撤销的复议决定，从而达到纠正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实现对复议申请人的救济目的。但是，实践证明行政复议法在立法上忽略了行政管理中大量涉及的有第三人的情况。比如确权行为（土地使用权），复议机关无论维持、变更还是撤销原行政行为，总有一方当事人不服，形成“跷跷板”情况，原有的纠纷通过行政复议没有任何进展。再如行政确认行为（如工伤认定），行政机关只能选择“是”与“非”。进入复议程序后，复议机关无论作出“是”与“非”的复议决定，不是工伤申请人不服，就是用工单位不服。而且，对实体正确，但程序和适用法律错误的确认行为几乎无法改变。如果撤销、变更或是确认违法，责令原行政机关重新作出的行政行为结果仍然一样，对于管理相对人来讲，问题没有解决，反而认为行政机关官官相护。而这类行政复议案件往往涉及面广，情况复杂，个案与个案之间没有可比性。上述行政复议案件比因行政处罚引起的复议案件要多得多，哪怕把作出“一次、二次”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都诉至法院也是于事无补的。
　　要从根本上解决这类问题，必须改革行政复议制度，摈弃行政权力怕什么就定什么条款来限制的思路，而应该从怎样才能更好的发挥行政复议区别于行政诉讼和信访的特殊优势来考虑问题。笔者集十八年从事行政复议工作的体会，提出如下几点意见：
　　(1)坚持行政复议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原则，以同级政府复议为主，发挥政府主导全面的作用，通过行政复议，发现行政决策中带普遍性的问题，以政府通报（通知）的形式，纠正违法个案，防止相同事件发生，指导面上工作。
　　(2) 确立行政复议复查、评议的法律定位。行政复议机关复议中应吸纳社会各界代表参加，公正透明地对复议申请人提出的事项作出评判。改《行政复议决定书》为《行政复议评查书》，并通过社会媒体予以公布。行政复议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不当或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用《通报》、《整改意见书》等行政内部管理方式下达。行政复议申请人对《行政复议评查书》有不同意见，不能提起行政诉讼，只能就原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
　　（3）简化复议程序，缩短复议时间。废除《行复议法》第十七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三条及《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一条等对受理的规定，设立行政复议受理专门机构，统一受理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收到复议申请后，只要当事人通讯联系方式明确，一律以《行政复议评查书》给予回复的办法处理。根据现代通讯条件，既可书面回复，也可通过短信、电子邮件或网上公布等方式回复。凡是回复的《行政复议评查书》行政机关必须存档备查。所有复议申请均不受时限、次数限制。
　　进一步体现及时便民原则，大刀阔斧地压缩行政复议办理时限规定，基本时限设置为一个月，特殊列外情况再延长一个月。即行政复议机关以月为期，每月处理一批行政复议申请，并公布一批《行政复议评查书》，当月未公布的顺延至下月。
　　（4）变革目前行政复议实际上是一人或二人办案的模式，采用由行政复议机关邀请社会各界组成的专门审查会议，由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组织）汇报，专门审查会议讨论，行政复议机关领导决定的形式对复议事项负责。
　　按照以上观点，实际上体现了行政机关内部监督与社会监督相结合；内部监督与“社会救济”相分离的原则。通过为群众答疑解难和行政机关自我纠错，既有利于做好群众的工作，又有利于行政机关及时改正工作，还实现了复议机关公正、权威、亲民的价值取向，最终实现中办、国办《关于预防和化解行政争议健全行政争议解决机制的意见》的工作要求。
　　行政复议制度实施十八年来的历史证明，行政复议如果只是处理个案，是没有出路的。如何使政策和法制观念更好的融合，通过行政复议渠道发现行政决策和行政执法中带普遍性的问题，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进一步完善行政决策，规范行政执法，才是行政复议工作的主要目的。




二??九年十一月十六日

作者：熊伟
单位：四川省泸州市政府法制办

参考资料：
《行政复议法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行政复议制度的价值取向与改革思路》；《中国行政法基础理论》；《行政法律关系研究》；《行政复议法释义》。
山东省人大常委会


山东省城市房产纠纷仲裁条例
山东省人大常委会



（1992年5月10日山东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组织
第三章 管辖
第四章 申请与受理
第五章 审理与裁决
第六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及时、正确处理城市房产纠纷，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城市房产管理秩序，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城市规划区内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的房产纠纷案件。
第三条 城市房产纠纷仲裁机关是设区的市（含日照市，下同）和县（市、区）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设立的房产纠纷仲裁委员会。
县（市、区）房产纠纷仲裁委员会业务上接受设区的市房产纠纷仲裁委员会的监督、指导。
第四条 仲裁机关对其受理的房产纠纷案件，应当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根据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的规定进行处理。
仲裁机关应当保障和便利当事人行使权利，对当事人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
第五条 仲裁机关处理房产纠纷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裁决。
第六条 仲裁机关处理房产纠纷案件，实行一次裁决制度。
第七条 当事人向仲裁机关申请仲裁，应从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二年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八条 当事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代理参加仲裁活动，代理人必须向仲裁机关提交符合法律规定的授权委托书。

第二章 组 织
第九条 房产纠纷仲裁委员会由主任一人、副主任一至二人和委员若干人组成，其成员人数必须是单数。主任行使本条例规定的职权，副主任受主任委托，可以行使主任职权。
第十条 房产纠纷仲裁委员会设专职仲裁员若干人，也可根据工作需要，聘请兼职仲裁员。兼职仲裁员在执行职务时与专职仲裁员享有同等权利。
仲裁委员会组成人员和仲裁员由清正廉洁、秉公执法，具有专业知识、法律知识和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担任。
仲裁员经省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统一考核合格后，由房产纠纷仲裁委员会任命或者聘请。
仲裁员在执行公务时，应佩带由省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制发的标志。
第十一条 仲裁机关处理房产纠纷案件，由仲裁员二人和房产纠纷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的首席仲裁员一人组成仲裁庭进行。
重大、疑难案件，可以提交房产纠纷仲裁委员会讨论决定。仲裁委员会的决定，仲裁庭必须执行。
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案件，可由仲裁机关指定一名仲裁员进行仲裁。
第十二条 仲裁庭组成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必须自行回避，当事人也有权申请他们回避：
（一）是本案当事人或当事人、代理人的近亲属；
（二）与本案有利害关系；
（三）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对案件公正处理的。
前款规定，适用于书记员、翻译人员、鉴定人、勘验人。
第十三条 当事人提出回避申请，应当说明理由，在案件开始审理时提出；回避事由在案件开始审理后知道的，也可以在案件庭审终结前提出。
被申请回避的人员在仲裁机关作出是否回避的决定前，应当暂停参与本案的工作。
第十四条 首席仲裁员的回避，由房产纠纷仲裁委员会决定；其他人员的回避，由首席仲裁员决定。
第十五条 仲裁机关对当事人提出的回避申请，应当在申请提出的三日内，以口头或者书面形式作出决定。申请人对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决定时向仲裁机关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被申请回避的人员，不停止参与本案的工作。仲裁机关对复议申请，应当在三日内作出复议决定，
并通知复议申请人。

第三章 管 辖
第十六条 房产纠纷案件，由房产所在地的县（市、区）仲裁机关管辖。本条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两个以上仲裁机关都有管辖权的案件，由先收到申请书的一方受理。
第十七条 设区的市仲裁机关管辖下列房产纠纷案件：
（一）在本辖区有重大影响的案件；
（二）认为应当由自己处理的案件。
第十八条 设区的市仲裁机关有权处理所属县（市、区）仲裁机关管辖的案件，也可以将自己管辖的案件交县（市、区）仲裁机关处理。
县（市、区）仲裁机关管辖的案件，需要由设区的市仲裁机关处理的，可以报请设区的市仲裁机关处理。
第十九条 县（市、区）仲裁机关之间管辖权发生争议，由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属于设区的市的，由设区的市仲裁机关指定管辖；其他县（市）的，由其上一级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管辖。

第四章 申请与受理
第二十条 凡因房屋的买卖、租赁、交换、修缮以及侵犯房屋的所有权、使用权等行为引起的纠纷案件，当事人均可向仲裁机关申请仲裁。
第二十一条 仲裁机关不受理下列房产纠纷案件：
（一）人民法院或其他依法设立的仲裁机关已经受理或者审理办结的；
（二）当事人一方申请仲裁，另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的；
（三）因离婚、继承、赠与、析产引起的；
（四）涉及落实政策问题的；
（五）涉外的；
（六）驻军内部的；
（七）单位内部因房屋的分配、调整发生的；
（八）超过本条例第七条规定时效期限的。
第二十二条 当事人申请仲裁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一）申请人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
（二）有明确的被申请人、具体的申请要求和事实根据；
（三）在合同中订有将纠纷提交仲裁机关仲裁的仲裁条款或者在事后达成了将纠纷提交仲裁机关仲裁的书面仲裁协议；
（四）属于本级仲裁机关受理的范围。
第二十三条 向仲裁机关申请仲裁应当按照本条例的规定递交申请书，并按照被申请人的人数提交申请书副本。
申请书应写明以下事项：
（一）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姓名、性别、年龄、民族、工作单位和住址；
（二）申请人所依据的仲裁条款或者事后达成的书面仲裁协议；
（三）申请的要求和所根据的事实与理由；
（四）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和住所。
申请人或被申请人是法人时，应写明单位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姓名。
第二十四条 仲裁机关收到申请书后，经审查，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应在七日内立案；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应在七日内通知申请人不予受理，并说明理由。
第二十五条 仲裁机关受理房产纠纷案件后，应在五日内将申请书副本送达被申请人；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书副本后，应在十五日内提交答辩书和有关证据。不提交答辩书的，不影响案件的审理。
第二十六条 仲裁机关有权要求当事人提供或补充证据；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查阅与案件有关的档案、资料和原始凭证。有关单位和个人有义务协助调查，如实提供与纠纷有关的档案资料和原始凭证，需要时，应出具证明。
仲裁机关对涉及国家机密的证据和个人隐私，必须保密。

第五章 审理与裁决
第二十七条 仲裁机关处理房产纠纷案件，应当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促使当事人互相谅解，达成协议。
协议内容不得违背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
第二十八条 调解达成协议的，应当制作调解书。调解书由当事人签字，仲裁员、书记员署名，并加盖仲裁机关印章。

调解书送达双方当事人并由他们签收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第二十九条 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调解书送达前，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反悔的，仲裁庭应进行裁决。
第三十条 仲裁庭应在开庭三日前将开庭时间、地点以书面方式通知当事人及其他有关人员。申请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未经批准中途退庭的，按自行撤诉处理；被申请人反诉的，可以缺席裁决。被申请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未经批准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裁决。
第三十一条 仲裁庭开庭时，先由首席仲裁员宣布仲裁员、书记员名单和仲裁庭纪律，告知当事人有关的权利义务，询问当事人是否申请回避，然后按下列顺序进行：
（一）当事人陈述事实；
（二）出示和鉴别有关证据；
（三）申请人或其代理人发言；
（四）被申请人或其代理人答辩；
（五）双方辩论。
双方辩论终结，仲裁庭按申请人、被申请人顺序征询最后意见，并可再行调解。调解不成的，由仲裁庭评议后裁决。
第三十二条 房产纠纷仲裁委员会或仲裁庭评议房产纠纷案件时，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评议笔录由仲裁委员会或仲裁庭成员署名。评议中的不同意见，应如实记入笔录。
第三十三条 裁决应制作裁决书。
裁决书由仲裁员和书记员署名，加盖仲裁机关印章后送达当事人。
第三十四条 在房产纠纷案件审理过程中，被申请人提出反诉的，应当合并审理；申请人提出撤诉的，由仲裁庭合议后作出准予撤诉或不准予撤诉的裁定。
第三十五条 仲裁机关处理房产纠纷案件，应当从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办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时间的，由仲裁委员会主任批准。
第三十六条 当事人对裁决不服的，可在收到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房产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起诉的，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第三十七条 当事人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或裁决书应按期自动履行。一方逾期不履行的，另一方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第三十八条 房产纠纷仲裁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对本委员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决，发现确有错误，需要重新处理的，可以提交房产纠纷仲裁委员会讨论决定。
设区的市仲裁机关对县（市、区）仲裁机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决，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撤销原裁决，指定重新裁决或自行仲裁。
重新仲裁房产纠纷案件，应当另行组成仲裁庭进行。
第三十九条 参加仲裁活动的当事人和有关人员，扰乱仲裁秩序，拒绝、阻碍仲裁员执行职务的，由公安机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处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条 房产纠纷当事人应当缴纳仲裁费。
仲裁费包括案件受理费和案件处理费。案件受理费的具体标准，由省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省物价部门、省财政部门另行制定；案件处理费（包括鉴定、勘验、测试、评估费用）按实际合理开支收取。
案件处理终结，仲裁费由败诉方承担；当事人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按比例分担。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省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四十二条 本条例自1992年8月1日起施行。



1992年5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