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大众法治观念的树立

余 茂 玉
西北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自由、公平、正义这些曾为我国法律人所奢望的理念，随着改革开放和依法治国进程的推进，已不再成为西方社会的专利。作为非法律人的普通大众已不再满足于法律人的所谓“悲悯”，他们自觉抑或自发地寻求着自己所认为的正义。笔者以为，正义就像火车站一样，火车要到达某一站，则必须要有一个安全的轨道，缺少这样的轨道，火车就会中途脱轨或无法到达目的站点。实现正义就必须要有这样一个“轨道”，即全社会的法治观念。我们姑且认为，我们的执法、司法者的法治观念是相对先进的，这时我们所思考和期望提高的即为普通大众的法治观念。笔者认为，大众法治观念的发展进程应该是从迷惘到相对迷惘与觉醒并存，再到树立起真正的法治观念。
大众对法律的迷惘。新中国建立后，中央大力号召和发展的法制建设并未能使得普通大众的法制观念有很大的提高。受传统的“无为”思想影响，“无讼”、“息讼”仍被看作传统美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广泛存在，加上普通大众受文化水平所限和各地普法力度不够，普通大众对法律依然处于极度迷惘的心理状态之下，老百姓极易对法律产生恐惧感，法律成了“大盖帽”、“被告席”、“牢房”和“刑场”等的代名词。这些都亟待老百姓的自我觉醒。
相对迷惘与自我觉醒并存。当老百姓对法律处于无知或迷惘之时，我们的政府应当进行大力的宣传和引导，因为我们已经不再处于“法律秘密主义”的时代，而且政府也有责任让老百姓知晓法律规定，更有责任引导老百姓运用法律保护自身权益。但笔者以为，老百姓自我觉醒的作用比什么都要突出。一方面，文化水平的提高促使人们权利保护意识增强，人们不再止步于“忍气吞声”，正义一定要伸张。另一方面，广泛交流使得纠纷的不断涌现成为必然，同时也促使人们寻求一种恰当的纠纷处理方式。传统的自力救济方式如斗殴与私下和解或为社会禁止的手段或非最佳方法，这时就激发了人们寻求更佳方法的欲望。积极寻求的最佳纠纷处理方式——法律手段。当老百姓意识到这一点后，就开始逐步地把纠纷送至国家的相关部门处理，但由于案件总是涉及到两方甚至多方利益，这时就不可能满足各方要求，于是乎，各地就出现了许多通过自学法律来维护自身权益的事例，同时成为某个方面“法律专家”的普通老百姓也增多了。多年的法治建设使得民事案件的审理出现了新的景象：被告席不再“恐怖”；被告不再“暴跳如雷”；粗鲁的“骂街”转变为“带有港台电视剧中案件审理的法律术语”。这些都反映了法治观念的新“变化”，然而未来的法治并不要求每一位当事人都成为一名法律专家，所以大众以自身法律知识参与诉讼的形式仍然属于一种较为落后的法治观念。所有这一切预示着，树立真正的法治观念已成为必需。
所谓“与时俱进”，普通大众的法治观念在新时期也应当有更大的发展。展望未来，笔者以为，基于社会分工的客观情况，我们不应强求每一个人都有较高的法律素养，因为对于某一位当事人来说，他一生可能只离一次婚或只被撞断一次腿，亦即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一般一生只打一次官司，这时他们只需要有权利保护意识，并知道法律手段是最佳的权利保护方法，这时如果还学会了说一句——“有事请找我的律师”，我们就可以说我们的老百姓已经树立起了真正的法治观念。

【作者简介】余茂玉（1979— ），男，西北政法学院诉讼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民事诉讼法学、证据法学方向研究。

原文载于《大江晚报》（安徽芜湖）2004年1月1日“镜湖星月”专栏，本文有增删。


“消费者诉电影院禁止外带饮料侵权”一案评析

胡银月


一
[案例] 2003年12月21日，李冰在华星国际影城花112元买了两张《手机》电影票。当他持票欲进入放映大厅时，检票人员拦住他，认为他携带的饮料不是该影院内卖品部出售的饮料，所以拒绝他自带饮料入场。双方发生争执，后民警前来调解，但检票人员仍坚持拒绝李冰携带饮料入场。
李冰认为，华星国际影城的规定属于霸王条款，严重侵犯了他的权利。同时，该影院卖品部出售的饮料和食品的价格高昂，作为一家电影院却在非主营消费项目上排斥消费者的正当选择权，使人无法接受。故起诉要求华星国际影城赔偿其购票款和交通费共计145元，并向其赔礼道歉并且撤销影城关于禁止食用非影城出售的饮料和食品的店堂告示。
华星国际影城则认为，李冰自愿购买了电影票，并且他在购买电影票之前已经明知“请勿携带非本院卖品部出售的食品饮料入场”的合同预设条款，法律上也没有相关禁止性规定，所以消费者不存在误解和被欺骗的可能。影城还认为，看电影是一种集体消费，影院的预设条款的内容符合大多数观众的要求，同时该项预设条款也是影院行业的国际惯例，影院必须避免易燃易爆、闪光、带味、出响、冒烟等行业禁忌食品进入放映场，以保证观众的人身安全，以使观众得到高质量、高品位的艺术消费。李冰负气自愿放弃观看电影，其所谓的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所以，影院不同意李冰的诉讼请求。
法院审理后认为，法律要平等地保护消费者的消费选择权和消费服务提供者的正当经营权。华星影城提示消费者，该影城禁止消费者携带外购饮品入场观看影片，该规定目前在法律上是不被禁止的。当时影院工作人员劝阻李冰携带外购饮品入场观看影片的行为是履行经营者管理维持影院经营秩序的正当做法，不存在损害消费者的权益之处。该影城内设有卖品部，可供李冰选择消费。虽然该影城提供的食品、饮料的价位远远高于专门从事商品零售的超市、商场，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消费服务提供者在工商部门核准的经营范围内，以自愿、公平的经营准则来追求合法的商业利润最大化是同样要受到法律保护的正当经营行为，因而判决驳回了消费者李冰对华星影院的诉讼请求。
此后，消费者协会就该案例进行了点评，认为影院禁止外带饮料不属于霸王条款。霸王条款指的是不经双方协商而预先拟订条款并重复使用的合同。只有垄断者利用其优势地位，与消费者达成合同时加重对方义务、减轻自身责任，才会产生霸王条款。本案中，华星国际影城在售票处、大堂以及电影票背面的观众须知中均以醒目方式提示消费者，该影城禁止消费者携带外购饮品入场观看影片，就构成了格式合同，但并不带有垄断性质。如果全北京市只有华星国际影城一家电影院，那这种告知就是霸王条款。
二
在这里应该明确的是，无论该影院的规定是否是霸王条款，其通过店堂告示而声称为合同预设的条款为格式条款应毫无争议。但该条款是否就一定已经被订入了合同呢？我们来看以下分析。
根据格式合同的理论，在以格式条款订立消费性合同时，由于格式条款是由经济实力强的经营者单方预先制定，消费者几乎没有确定合同内容的可能性。因此，为了充分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实现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平衡，格式条款订入合同时应有严格的规则。
经营者应合理提醒消费者注意，该提醒以明示方式，即个别地、直接地将格式条款提示给相对人为原则，以提醒相对人注意其中的内容，而以公开张贴公告为例外。经营者还应向消费者提供合理机会了解条款的内容，更重要的是要消费者同意使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但对于格式条款是否需相对人的同意亦有争论。根据我国《合同法》规定，合同订立的程序为要约与承诺，两环节不可或缺。格式条款订入合同仍然需要此二环节，经营者提请注意为要约，消费者同意订入为承诺，这本说应是毫无争议的。但争议的来源在于《合同法》第39条第1款的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从该款来看，似乎只要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履行了规定的义务，格式条款即可订入合同，而不需要考虑对方当事人同意与否，因为该款根本就没有规定相关的内容。不过，这不应是立法者的本意，其真实意思应当是，既然是订立合同，如前所述，肯定只有经过对方当事人同意，格式条款才能订入合同，所以再规定“对方当事人同意”的内容，未免成为废话，故无需特别说明。否则，相对人只有无条件接受并执行该条款的义务，而没有同意或者不同意的权利。作为格式条款的一方，也会将未经对方同意的不合理的格式条款订入到合同中去，导致了当事人之间利益的更加不平衡。
对于消费者的同意即承诺可分为明示与默示同意，就明示而言因其显而易见而不需在此进行赘述。默示同意即格式条款提供者明示格式条款，并已给予相对人合理机会了解条款内容，相对人没有做出反对的意思表示。本案例中，李冰正是做出了此种反对的意思表示。
对于华星国际影城的“李冰自愿购买了电影票，并且他在购买电影票之前已经明知‘请勿携带非本院卖品部出售的食品饮料入场’的合同预设条款，所以消费者不存在误解和被欺骗的可能”辩解，实在不敢苟同。其一，对于李冰的所谓“明知”只不过是一种推定的明知，并非经营者以张贴公告这种例外方式提请相对人注意，相对人就一定会明知，且对于这种“明知”经营者还应负举证责任；其二，这里本就不存在消费者是否误解和被欺骗的问题，而只是该条款是否被订入合同的问题；其三，该影城的说法实质上是剥夺相对人合理机会了解条款内容并做出反对意思表示的权利。
三
我国特别法对格式条款也有规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4条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的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或者减轻、免除其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含有前款所列内容的，其内容无效。
如果说对上述格式条款是否订入了合同仍有疑问的话，那么该条规定也清清楚楚地说明了即使上述格式条款成为了合同的内容，该内容也因其作出的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而归于无效。分析如下：格式条款的相对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居于附从地位，对提供者提出的格式条款，并无磋商交涉机会，只能概括地接受或不接受，不能对格式条款内容作增删修改。 由于格式条款系由合同之一方当事人单方提出，故该当事人于提出格式条款时，利欲之驱动常使之以追求一己之最大利益为目标，而忽略对合同相对人的保护。使用人通过格式条款，即可排除法律规定，结果酿成在条款提供者限制或剥夺相对人契约自由的情形 ， 格式条款多有限制对方权利或就与合同无关之事项限制一方权力之条款。我们看到在上例中，李冰购买电影票消费者去影院看电影，其义务是支付票款，影院的义务是提供放映服务，其他诸如限制自带饮料等事项，跟该合同没有关系。影院作如此规定，实际是就与合同无关之事项限制一方之权力，实则不公平不合理的条款。
影院禁止观众自带饮料入内，冠以国际惯例，即影院必须避免易燃易爆、闪光、带味、出响、冒烟等行业禁忌食品进入放映场，以保证观众的人身安全，以使观众得到高质量、高品位的艺术消费，其自己却又高价出售饮料，难道他们出售的饮料就比别处销售的具有特殊的优越性？答案毫无疑问是否定的。电影院作出这样的规定是变相的强行搭售行为，规定内容应视为无效，电影院不能擅自增加合同条款，强行禁止消费者自带饮料。尤其是现在整个行业都有这种规定，这就限制了消费者选择影院的权力，迫使消费者只能购买影院的高价饮料。 这种行为实际是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是应予以撤销的。
四
对法院判决驳回李冰要求华星国际影城赔偿其购票款和交通费共计145元，并向其赔礼道歉并且撤销影城关于禁止食用非影城出售的饮料和食品的店堂告示的诉讼请求，我认为有不妥之处。
如前分析，影城关于禁止食用非影城出售的饮料和食品的店堂告示已然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属未订入合同或属无效，法院应支持李冰要求撤销该店堂告示并向其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
对李冰要求华星国际影城赔偿其购票款和交通费共计145元的诉讼请求，影院称“因其负气自愿放弃观看电影，其所谓的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的辩解也是站不住脚的。李冰虽然放弃了观看电影，但说是“自愿放弃”恐怕是不准确的，李冰之所以放弃是因为影院拒绝让他带着非影院销售的饮料进入放映大厅。李冰虽然有防止损失扩大的义务，但其只对损失扩大部分负责，要求其对全部损失负责是不公平亦不合理的。
我国《民法通则》第１１３条规定：“当事人双方违反合同的，应当分别承担各自应负的民事责任。”第１１４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因另一方违反合同受到损失的，应当及时采取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及时采取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无权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
这就是过错相抵原则的体现，法律设立过错相抵原则，是损害赔偿制度的公平分担和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的具体体现。在损害赔偿中，若只考虑违约方的过错，不考虑受害方是否有过错，则无形地将受害方因自己的过错所造成的损害，转嫁到违约方身上，显然有失法律公允。 因此对于受害方也有过错的，应根据双方过错的大小、轻重、主次，分别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由于李冰的过失造成了损失的扩大，因此，他应对该损失负责。相应地，华星国际影城的赔偿数额可以相应地减少而非可以不负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