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人大常委会


甘肃省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条例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


（1997年1月20日甘肃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农村集体资产管理，保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巩固壮大集体经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农村集体资产，是指归乡（镇）、村、组（社）集体经济组织全体成员集体所有的资产。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指乡（镇）、村、组（社）农民以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形式组建的独立核算的经济组织。
第四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制定组织《章程》，实行民主管理，依法选举和罢免管理人员，决定经营管理的重大事项，有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行使集体资产管理、使用、收益、处分权。
尚未成立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由村民委员会暂行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指导和监督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工作，各级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部门负责具体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照各自的职责，加强对农村集体资产管理的指导和监督。
第六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集体资产管理。

第二章 资产所有权
第七条 集体资产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全体成员集体所有。包括：
（一）法律规定为集体所有的土地、森林、山岭、草原、林地、荒地、水面、滩涂等自然资源；
（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投资投劳兴建购置的房屋、运输工具、农业机械、机电设备、林木、牲畜、小型农田水利和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设施；
（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投资投劳兴办的乡镇企业资产；
（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股份制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联营企业、与外商合资或合作企业及共同集资建设项目中，按照投资份额所拥有的资产及相应的增值资产；
（五）国家、社会团体、经济组织及个人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无偿拨款、资助、补贴、捐赠的财物及其形成的资产；
（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向生产经营者收取的专业承包费、租金，向农户收取的村提留、乡统筹费等，以及使用农民义务工（不含国家使用的义务工）、劳动积累工所形成的资产；
（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拥有的流动资产、长期投资、无形资产、递延资产及其他资产。
第八条 农村集体所有的资产受国家法律保护。禁止任何单位或个人平调、侵占、损坏、哄抢、贪污、挪用、私分和非法查封、扣押、冻结、没收。
第九条 除依法征用土地和进行产权交易外，任何组织和个人均不得改变集体资产的集体所有性质。
第十条 对集体资产所有权争议的处理，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以外，由当事者协商解决；协商不一致时，由当事者申请当地人民政府处理或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一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重要资产所有权的取得、变更、消除，应向乡（镇）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报告和登记。

第三章 资产管理
第十二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主要职责是：
（一）执行本组织成员大会或成员代表大会通过的章程、决议和决定；
（二）制定和执行集体资产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
（三）保障集体资产的安全、完整和不断增值；
（四）维护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
（五）向本组织成员大会或成员代表大会报告工作；
（六）负责集体资产的日常管理工作。
第十三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必须在年终公布财务帐目，接受本组织成员的监督。
第十四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资产管理活动中的下列事项必须经其成员大会或成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
（一）年度财务预算、决算；
（二）年度农民依法承担费用和劳务的预算、决算；
（三）集体资产经营方式的确定及变更；
（四）较大投资项目；
（五）重要资产的处置；
（六）年度收益分配方案；
（七）其他重要事项。
第十五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必须建立健全固定资产、产品、物资管理使用制度，确定专人管理，建立固定资产帐簿，定期盘点，按规定提取折旧费，对资产变动情况及时登记，做到帐实相符。
第十六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各项收支业务必须要有合法的原始凭证，严格开支审批手续，保证资金的安全。
第十七条 依据国务院《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提取的乡统筹费属于集体资金，由乡（镇）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统一管理，严格按规定的用途和范围使用。
第十八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要定期向乡（镇）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填报集体资产统计报表。
第十九条 县、乡（镇）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部门应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和财务人员进行业务培训，不断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
第二十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每年要根据收益情况合理确定分配与积累的比例。集体积累部分主要用于扩大再生产、公益事业和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事业建设。
第二十一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在集体资产管理、使用中出现的违章行为按其组织《章程》规定处理。

第四章 资产经营
第二十二条 农村集体资产的经营要稳定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发展社会化服务体系，壮大集体经济实力。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其资产可实行承包、租赁、拍卖、参股、联营、股份合作等多种经营方式，保证其资产的增值。
第二十三条 集体资产实行承包或租赁经营的，应当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合理确定承包费或租金，依法签订承包或租赁合同，禁止弄虚作假。
第二十四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按照自愿互利、有偿使用的原则加入农村合作基金会。
第二十五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承包者应依法保护基本农田、水利设施等生产资料，使其充分发挥效益；根据农业综合开发规划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

第五章 资产评估与审计
第二十六条 集体资产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必须进行资产评估：
（一）资产实行承包、租赁、参股、联营、合资、合作经营的；
（二）资产拍卖、转让、产权交易等产权变更的；
（三）进行企业兼并、分立、破产清算的；
（四）资产抵押及其他担保的；
（五）其他需要进行资产评估的。
第二十七条 集体资产需要进行资产评估的，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委托依法批准设立的资产评估机构或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部门进行评估。
第二十八条 集体资产的评估结果，按权属关系经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或成员代表大会确认，并经县级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部门鉴证后，方具法律效力。
第二十九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所属单位、农村合作基金会的经济活动和其主要负责人离任；使用乡统筹费及义务工（不含国家使用义务工）、劳动积累工的单位的有关经济活动，必须接受审计监督。
第三十条 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部门在审计终结时，必须向县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或乡（镇）人民政府提交审计报告和审计处理建议。
县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或乡（镇）人民政府有权依据审计报告和审计处理建议对被审计单位和有关人员作出审计处理决定。

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部门负责监督被审计单位执行审计处理决定的情况，有关部门应协助其工作。
第三十一条 各级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村集体经济的审计和资产评估工作。
农村集体经济审计和资产评估的收费标准，由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财政、物价部门制定。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二条 国家机关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法查封、扣押、冻结、没收以及平调、侵占农村集体资产的行为，由其上级主管机关或工作人员所在机关责令纠正，对直接责任者给予行政处分；造成损失的，由该机关或该工作人员所在的单位依法进行赔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也可以直接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单位和个人，由乡（镇）人民政府或县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按下列规定处理：
（一）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的，其承包或租赁合同无效，并对单位主要负责人和有关责任人处以其月报酬三倍以下的罚款；
（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拒绝接受审计，或不定期公布帐目，重大事项不经成员大会或成员代表大会讨论的，对责任人给予警告，并责令其限期纠正；拒不纠正的，对责任人处以其月报酬二倍以下罚款；
（三）违反本条例第九条规定非法改变集体资产的集体所有性质的，责令其限期纠正，并对单位处以违法金额5－10％的罚款；对责任人处以其月报酬三倍以下的罚款；

（四）侵占、损坏、哄抢、贪污、挪用、私分集体资产情节轻微的，应责令其限期退还或恢复原状；情节严重造成经济损失的，应依法赔偿，并处以其造成损失金额10－20％的罚款；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机关处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第三十四条 农村集体资产监督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造成集体资产损失、损坏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并由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对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讼。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或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本条例执行中的具体应用问题，由省农业厅负责解释。
第三十七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7年1月20日
化解公司治理危机
李华振 刘卫华


本文原为笔者的一次企业对话峰会发言稿，后被《人力资源》杂志刊于2003年7期



症状：日本模式、美国模式相继触礁
在21世纪到来之前，乐观的观察家预言全球经济的微观依托——公司治理——将会更加稳固、健康，从而支撑起新一轮的“经济旭日时代”。但随之而来的事实却令人大跌眼镜：新世纪的旭日升起来了，全球经济的旭日却没有升起来，相反，曾分别令东方人和西方人引以为豪的两种公司治理模式——日本模式和美国模式相继触礁！一场席卷全球的公司治理危机正迅速蔓延。
这场危机先从东方的日本模式开端。早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日本模式的公司治理结构就露出了弊病，许多企业（包括一些跻身世界500强的大企业）纷纷陷入困境。同属日本模式之体系的韩国，也表现出了同样的问题。当时的经济评论家认为它的总根源在于98年亚洲金融危机，认为金融危机过去之后，日本模式会重振雄风。但到目前为止，5年时间过去了，亚洲金融危机早已结束，日本模式的公司治理结构不仅没有像预料的那样“随着金融危机的结束而很快重新焕发活力”，反而长病不起，不见明显好转。这充分证明，日本模式的病因并不在于98年亚洲金融危机，而在于其本身的缺陷。
俗话说“东方不亮西方亮”，但在这场席卷全球的公司治理危机中，东方的日本模式固然不再亮了，而西方的美国模式也随之不亮了。正当西方嘲笑日本模式陷入泥潭、庆幸美国模式安然无恙时，危机实际上已经站在了美国模式的门口。美国模式的危机从纳斯达克股市上开始爆发，很快波及整个IT领域，进而蔓延到其它高科技领域：传统电信业、电器制造业、生物工程业、制药业等等。美国总统布什2002年8月4日特别签署了一项“公司责任法案”，就是针对这场公司治理危机而采取的措施之一。
根源：公司治理结构出了问题
这场席卷全球的公司危机的根源在于公司治理结构出了问题。司法部“公司治理结构专项研究”课题组负责人、我国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指出，日本模式、美国模式都走了极端，前者过于夸大“内在品德”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后者过于夸大“外在制度”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二者都对自己的管理文化过于崇拜、自足，以至于患上了“管理偏食挑食症”，长期“营养单一”，终于导致这场公司治理危机的大爆发。
虽然公司的“委托代理”之初衷是为了提高经营效益，但在实际运行中，由于其它因素的影响，往往结果并非如此，甚至反而降低了经营效益。
1、信息不对称。经营者实际控制着公司，在具体经营过程中，他们掌握着大量的有效信息，而所有者并不知道这些信息。在这种不对称状态下，经营者往往利用信息优势来采取利己行为，以谋求私利（而不是公司利益和所有者利益）的最大化满足。
2、实际经营过程难以监控。所有者囿于时间和精力，不可能对经营者进行全方位、整过程的监控，不可能确切知道经营者是否尽了力、是否利用职权之便损公利私。而如果强行进行监控，其成本也高得不可接受，比所有者亲自经营的成本还要高。
3、经营的行为理性。在“经济人理性”法则的支配下，经营者有自己的效用函数，他们追求的是自身利益，例如个人收入、在职消费、公司规模、自我名望等等。经营者的利益往往与公司利益和所有者利益不一致，在信息不对称、不受监控的条件下，他们会损害后者而满足前者。
求解：美式文化嫁接儒家文化
公司治理的问题，在西方每个市场化的国家里都存在，并形成了美国模式、日本模式等解决对策。传统上认为，美国模式和日本模式都适合西方和东方各自的人文环境，没必要互相移植嫁接。但这场席卷全球的公司治理危机打破了传统观念，把二者的弊端都曝露了出来。事实已经证明：公司治理结构并不区分西方东方，单纯的美国模式或日本模式都有其缺陷，理想的解决之道应是二者的互融，即美国文化与儒家文化的嫁接。
美国模式的精髓在于以下方面：（1）利益均沾。在“社会契约论”哲学思想的指导下，美国模式注重用“利”去规范人的行为。因此，它在公司利益分配上做得很好，鼓励经营者拥有本公司股份，成为公司的所有者。它认为这样能激励经营者以“所有者的心态”去积极关心公司利益，从而减少经营者的短期行为、投机行为、利私行为。（2）制度化外在约束。美国模式在公司制度化建设上做得很出色，用完美的制度对经营者进行外在约束。
与此同时，美国模式的缺陷在于：（1）在现代公司里，所有权往往比较分散，一个公司有多个、甚至成千上万个所有者。在这种条件下，虽然经营者也因“利益均沾”而拥有本公司股份、是公司所有者之一，但在实际经营中，经营者通过损公利私而获得的收益可能远高于自己作为公司所有者而得到的收益。也就是说，即使公司垮了，他们所损失的所有者权益也远小于他们通过损公利私而捞取的利益；更何况由于有众多的其他所有者在支撑着公司，公司并不会因此而很快垮掉，他们还能继续得到自己作为所有者而享有的利益。在这种利害权衡之下，经营者往往并不因为自己持有本公司股份而真正完全以“所有者的心态”去关心公司利益，他们仍可能损公利私。（2）不论制度多么完善，终归由具体的人去执行，如果经营者的内在道德约束不强，他们就仍然能运用自己掌握的信息优势和职权之便，通过种种手段侵害公司利益和其他所有者利益。安然事件就是明证，连美国总统布什也承认“美国的制度文明并不能完全解决各种问题”，2002年8月4日，布什总统签署了一项“公司责任法案”，试图弥补这一缺陷。
日本模式的精髓在于东方儒家文化的内在约束，通过经营者对自身的收入、地位、社会评价、法律责任等的关心，来激励或约束其行为。日本大多数企业都实行“非重大责任终身聘用制”，注重劳资关系的长期稳定忠诚，通过这种“熟人式公司关系”来督促经营者尽心尽力。这种公司治理模式不注重“利”（利益均沾），而注重“义”（个人名望和社会责任之类）。由于日本有集体主义传统，这种模式因而能够顺利运转，为日本经济腾飞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日本模式把太多的希望寄托在“义”上，过于依重经营者的内在约束，这在现代市场观念和经济人理性的法则下显得缺乏刚性，“只能防君子，不能防小人”，刘大洪教授的这个比喻形象地揭示了日本模式的致命伤。日本模式建立在“君子标准”的人性假设之上，美国模式则建立在“中等偏下标准”的人性假设之上。
中国目前正处于市场经济建设的关键时期，面临着选择何种类型的公司治理结构之迫切任务。这场席卷全球的公司治理危机使我们认识到：传统的日本模式或美国模式都不是理想的选择，我国在设计自己的公司治理结构时，应兼采二者之长、避二者之短，把美式文化嫁接到儒家文化上，形成“利义共举、外内兼修、法德并重”的公司治理结构。
实证：具体案例及评析
香港处于中西方化的交汇处，美式文化和儒家文化共存于此。正因有此特殊背景，使许多香港公司形成了“美国模式+日本模式”的公司治理结构，即美式文化嫁接儒家文化。我们可以从中选择一个典型实证案例：香港永诚实业集团。“制度引导人、品德塑造人，利益激励人、荣誉约束人。”在这种公司治理哲学的指导下，它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做法值得我们研究、借鉴：
1、有恒产者有恒心。刘孟奇董事长深受美式文化的熏陶，注重公司的“利益均沾”，推行人才股票期权计划、员工持股计划，鼓励每个核心人才和优秀员工都成为公司的股东，使他们拥有“恒产”，跟公司利益与共、风雨同舟，这样就能产生为公司服务的“恒心”。
2、信用既是一种环境，也是一种品德。在对外商务活动中，与合作伙伴互守诚信，注重双方之间的利益均衡，尤其是给商业链条的下游环节（经销商）留出足够的利润空间。在美国，由于制度的因素，信用是一种外在化的东西，即“信用环境”，这固然很好，但还要强调个人的内在因素，即儒家文化的“信用品德”。
3、不分贵贱一碗酒。这句话来源于水浒，虽然听起来很通俗，便实际上它包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不分贵贱”是一种“义”，是儒家文化在管理中的运用；“一碗酒”是一种“利”，让每个参与者（经销商、员工、股东）都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它是美式文化的体现。二者不能偏废任何一方，如果只有“不分贵贱”，连肚子都填不饱，水浒梁山也不可能吸引那么多英雄好汉；如果只有“一碗酒”，就成了松散的集合，还不如投靠宋朝能喝两碗、三碗、甚至更多碗酒。
4、不设CEO。CEO被炒得沸沸扬扬，仿佛没有CEO就不是现代公司。但永诚集团一直清醒地置身其外，坚持不设CEO。后来的实践证明了其先见的洞察力。在CEO盛行的美国，近年来连续爆出CEO丑闻，为什么？因为CEO集多权于一身，其权力失去制衡和有效监督，更易滋生腐败风险。
5、“三名主义”与软手铐。名企、名牌、名人，此为“三名主义”。永诚集团尤其注重“名人”，这可以有效激发人的荣誉心，利用儒家文化的“义”来治理公司。“名人”当然分范围阶梯，有公开的社会名人（主要是核心经营者、工程师等）、内部的公司名人两类。如果说经济利益是“金手铐”，那么，荣誉就是“软手铐”。两种手铐并用，能从利和义、外和内、制度和道德上激励、约束经营者及其他员工。
6、经营者梯形持股与背叛成本。经营者持股并不是“一持就灵”，如果份额太少，如前文所析，就仍然达不到有效约束经营者之目的。永诚集团实行“梯形持股”，即：经营者收益分两部分，一是现金薪酬，一是公司股份，越是高层经营者，其现金薪酬的比例就越低，股份分配的比例就越高。这样，把各个层级的经营者的利益都与公司捆绑成一体，使其所持股份足以约束其行为，提高其“背叛成本”，能比较有效地防范经营者对公司的背叛。









作者简介：
李华振，河南人，祖籍安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法研究生部，财经作家，2003年度“十大智业人物”之一，在国家级经济类杂志上发表文章280余篇，并多次被人大报刊资料中心转载，见于北京社科院学报《北京社会科学》（季刊）、《人民日报之中国经济快讯（理论版）》、新华社《经济世界》、《中国经贸》、《中国商界》、《政策与管理》、《经济导刊》、《财经报道》、《企业研究》等刊。
曾任多家集团公司、上市公司的战略企划中心总经理，被多家杂志以“封面人物”进行报道。现把主要精力放在学术上，在我国著名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教授主持的国务院司法部“中国公司治理结构课题研究”、“中国国有企业问题专项研究”等课题组中从事研究工作。
作者联系方式：lhzlwh@yahoo.com.cn 或 lhzlwh@21cn.com.cn